2020年12月31日跨年庆祝活动前夕，时代广场附近的街道。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会让人们对其他形式的自由产生怀疑。近一半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一位无视科学、未能采取基本预防措施保护国家的总统。一些美国人声称，无视卫生专家佩戴口罩的建议是他们的个人权利，但这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感染风险。

在疫情暴发之初，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疫管控，包括隔离措施——这是西方国家政府力所不及的办法。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待病毒的方式跟对待其他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加利福尼亚州退休律师霍华德·赵说，他对太平洋两岸的初创企业都有投资。“那就是一刀切的办法：只要能把问题彻底解决就行。就防疫而言，也许不是太坏的事。但就某些其他问题而言，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事了。”

然而，这一认识并没有阻止霍华德·赵享受他在中国的时光。自去年10月中旬从旧金山飞抵上海以来，他举办过20人参与的商务晚宴，去过爵士酒吧，看了电影，去了海鲜市场，还飞到深圳考察了一家做自动驾驶汽车的初创企业。

“这是我今天在上海吃午饭的地方”，去年11月6日，他在脸书上写道，并配了一张人们用餐的照片。“开始想起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子了。”赵说，他在中国遇到的人都对美国每日新增感染者数字之高感到“困惑”和“难以置信”。

“中国共产党这次提供了一个社会公共品，就是稳定”，去年8月从香港移居北京的投资者董海涛（音）表示。对董来说，在中国的成功让他有机会实现财务自由。他正在建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和一家经营普洱茶的初创企业，他看好中国经济。他认为，疫情过后，中国将拥有更加强大的供应链和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其驱动力来自年轻一代。与成长在全球化时代的他那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感兴趣，比如茶。

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从纽约搬到香港的，他决定离开香港，是因为疫情期间那里缺乏生机，而许多内地城市似乎都焕发着活力和希望。“我不认为在香港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他说。

西方可能会发现，在中国让自己的模式变得如此吸引人之后，它必须更加努力地推销自己的“自由”愿景。

商人兼作家克拉克1994年在北京创立了一家科技咨询公司。自去年11月中旬结束（入境中国后的）隔离以来，他已造访过4个中国城市，参加了许多场活动和会议，其中一个活动有900人参加。克拉克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承认这一点的：“你希望它不是真的，但它确实有点像真的。”他说，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国际化，那里的消费者也越来越成熟。

克拉克说，中国“感觉有点像迪士尼乐园里的‘未来世界’，就好像西方世界的缩影还在这里，但西方世界现在已经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