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与萨特

也有了难以排遣的相思和突然来袭的“性的需求”。1931年，萨特没能去日本，被分配到勒阿弗尔教书，而波伏瓦却被任命到了马赛。凄凄惶惶的别离，萨特很沮丧，看到波伏瓦痛苦更是心有戚戚，于是主动提出要跟她结婚，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因为从认同萨特提出的爱情契约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然下定决心，这一生都不做依附丈夫的妻子，也不做拖儿带女的母亲。她“对生育没有任何偏见”，有时还觉得孩子很可爱，但生育和投入的写作“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写作要求有“很多的时间”和自由，而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完没了的责任和束缚。

第二个回合：自由战胜了婚姻。她放弃了生育，她选择继续写作（尤其是和萨特一起写作）。回忆录为我们描绘的是一条义无反顾的“自由之路”，在挣脱世俗囚禁女人的牢笼之前，如何让自己先学会勇敢，学会独自飞翔。

三

自由战胜了爱情：

不能放任爱情，永恒不在男女的欢爱里

1932-1936年，波伏瓦被派到鲁昂教书，先有了海狸-奥尔嘉-萨特三重奏，后来又有了小博斯特，有了柏林的月亮女人、娜塔莉•索罗金、万达……“偶然的爱”的小插曲带着轻率、执迷和疯狂的音符，自由也是填不满的深壑，一如欲望。最终是历史硬闯进了这群人的非典型生活，战争打破了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僵局，“偶然之爱”最终没有越过界，尽管“偶然之爱”有时候并不像它所定义的那么“偶然”，偶尔也会在理智的堤坝上打开一个任性的缺口，泛滥成灾。

十年动荡（1936-1945）。世界在战争中飘摇，感情在必然和偶然的需求中摇摆，只有写作在严格遵循海狸既定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丝不苟地“实现我的人生”，做一个“介入”的知识分子，介入文学。萨特和她都先后赢得了作家的名声，开始了“灿烂”的文字生涯：十年间，萨特发表了《想象》（1936）、《恶心》（1938）、《墙》（1939）、《苍蝇》（1943）、《存在与虚无》（1943）、《禁闭》（1945）、《自由之路》（1945）、《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波伏瓦出版了《女宾》（1943）、《皮洛斯与亚内亚斯》（1944）、《他人之血》（1945）、《吃闲饭的嘴》（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