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幸存者》剧照。 图／《公视主题之夜SHOW》提供

（※ 文：杨小豌，废除死刑推动联盟专案助理）

“我妈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生，我被以幸存者的模式养大。”这是片中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第三代女儿的自我介绍。幸存者模式，这是个怎么样的抚养方式？

女儿在访谈中笑着回忆起自己那不平凡的童年，笑容背后或许有委屈、有压抑，有无助、有愤怒，有不被爱、被拒绝的孤独。

为了让小孩学习求生能力，三岁时母亲就让她独自上街买东西，十岁独自搭公车和地铁。对母亲和所有幸存者朋友而言，她们担心大屠杀可能会再发生，就如同在台湾曾亲身历经白色恐怖的当事人，在特定政党执政时，也经常再度被恐惧包围。因此母亲决定要把小孩教得独立自主，好顺应生存。对当事人而言，这并非怎样的病态或是异常，而仅仅是不一样的大脑思维模式。

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女儿感受到的却是满满的罪恶感，无法感受到情绪，不被允许享受生活。因为大屠杀的发生让太多人死去，而自己却是那个没死去的幸存者，每一份拥有和幸福都对比出过往的悲惨，内心的自责、愧疚和黑洞般永无止尽的自我要求，让她被囚禁得快要喘不过气。她必须把每件事努力做得更好，却怎么做都永远不够好。

在另一部纪录片《创伤的智慧》中，嘉伯．麦特医生（Gabor Mate）整理出受到创伤的人为了生存可能形成的五大信念：

1. 我必须要坚强，我靠自己最好。

2. 我不该生气。

3. 我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4. 我没有人爱。

5. 唯有我病重，我才值得被照顾。

《公视主题之夜SHOW》邀请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后代，也在节目访谈中提到这样的“局外人”感受：当外在笑着的时候，那份快乐似乎与自己无关；也感觉伴侣始终不理解自己所经历的，因而感到疏离。

“你不觉得自己被爱吗？”

在纪录片拍摄团队刻意预备的一个空旷全黑的摄影棚中，情感如海浪般在这座黑色空间里波涛汹涌地流动，那是多年来被笼罩在集中营阴影的母女两人从未和彼此聊过的感受，那是两个世代的人在创伤后的修复与和解。她们揭开了关于“爱的语言”的思辨，重点不在于谁对谁错，只是关系里人们感受到了什么。

“我所有的幸存者朋友，没有人曾经被拥抱或亲吻，但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我不认为有必要在那边说‘我爱你’，或是亲来亲去的。”如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从出生后就时刻在默默学习他人行为，母亲认为她只不过是采取和自己过去接受的那套相同的育儿方法，并不理解那些亲密语言存在的必要性。

“说‘我爱你’不是坏事情，拥抱彼此也不是，人需要这些东西。你不会因为告诉别人‘我爱你’就变得软弱。”女儿的视角里，母亲总是抗拒成为弱者，说出“我爱你”仿佛是软弱的，去看心理医师的人是无能的。

“你不觉得自己被爱吗？”母亲直白地提问，让女儿终于有机会把自己隐忍的事实说出来。

“我觉得自己被讨厌！你没有让我变得坚强、没有让我变得不害怕，刚好相反，你让我很恐惧，感觉不幸随时可能发生。我从小没办法一个人入睡，因为我会做恶梦有德国人和坦克车追着我。”空气冻结，也许母亲从来没想过是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