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的家人认为，

　　相关部门至少错过了两次较早的潜在干预机会，可以避免悲剧发生。

　　2014年，住房协会的工作人员注意到，

　　劳拉似乎有“未经治疗的心理健康问题”，身体非常消瘦，没有朋友，并且深信她被人们监视着。

　　劳拉被转介到当地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但后续似乎没有获得实质帮助。

　　2016年，就业和养老金部多次写信给劳拉，告知她的残疾救济金即将到期，需要重新申请替代的个人独立金。

　　然而当劳拉没有做出回应，也没有重新申请时，他们没有进行检查确认就断了福利。

　　2017年10月，劳拉去世前一个月。

　　警方发现她“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吃，生活无法自理”，于是向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报告。

　　工作人员尽管被告知劳拉的电话无法使用，但还是试图给她打电话，然后写信寄往她所在的公寓，提供当地食物银行的详细信息和支援团队的联系方式

　　两周后，工作人员在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的情况下，就直接结案。

　　在劳拉去世后，她的房租继续通过住房补助支付。

　　在2018年11月至2021年1月期间，住房协会想安排进行燃气安全检查时，多次给劳拉拨打电话、发短信，上门拜访，都没有得到回应。

　　但没有人进一步确认屋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