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落魄的华人男子,一段互相救赎的友情
2022-07-10 09:19:13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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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在布鲁克林流浪者之家的第一个晚上,陈天(音)遇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陈天与家人疏远,孤身一人,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和自己的堕落感到愤怒和羞愧。他和妻女经常光顾的华埠餐馆、经常送孩子上小学的路线、皇后区友好的邻居——曾几何时,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标志,看上去那么安全。作为大学毕业生和前公务员,陈天不得不重新了解自己的城市,而且现在——这仍然令他难以相信——是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2012年的那个晚上,在东威廉斯堡的芭芭拉·克莱曼公馆,他看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中国人。那人很瘦,不合身的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陈天用专业的眼光打量着他:他是移民,很可能来自福建省;没有家人,不会英语,没有证件。

“我也在最底层,”陈天回忆道。“但我过得比他好。”

那人名叫林谟。陈天感觉到,如果他们是在几年前相识,那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会非常少。“一开始我对他很难说有什么好感,”他说。“但我们是收容所里仅有的两个华人,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

陈天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些严加保守的秘密,包括一项困扰他的犯罪记录。这些秘密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但他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当然也包括这个新认识的人,他只是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香港,在纽约长大,刚刚开始过上无家可归的日子。

林谟很犹豫,没有多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始描述自己在纽约勉强度日的岁月。他确实没有证件,虽然他在华埠的无数厨房里工作过,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早已不可能再做任何稳定的工作,他46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每天都在曼哈顿华埠的街道上蹒跚而行,在人行道上抽烟,在破旧的福建社区中心看破破烂烂的电视。

但这两个人很快就开始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总是在收容所聊天,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散步,分享大碗面条——熟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我们叫他们两兄弟,”布鲁克林食物银行组织者米雷耶·马萨克说。“他照顾林谟。林谟需要什么就通过陈天来领取。”

友谊有时很难得到纪念——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往往是亲人、伴侣和孩子。但是,友谊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中决定性的纽带,提供家庭无法提供的亲情,在孤独、饥饿的日子里成为一座庇护所。

那么,友谊能让你为自己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赎罪吗?距离在收容所的第一个晚上已经十年过去了,陈天依然在思考这个问题。

收容所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早上8点之前离开,陈天和林谟形成了一套日程。他们一起前往华埠,在那里买些面点——只要陈天每个月通过公共援助得到的200美元能买得起。林谟最爱吃麦当劳的麦香鱼。他的牙齿一直有问题,柔软的鱼排比较容易咀嚼。

布鲁克林东威廉斯堡的芭芭拉·克莱曼公馆。

他们经常在华埠边缘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吃饭,一起坐在长椅上,看着周围的人流。有时候,他们去图书馆,在那里,陈天向他的朋友介绍了互联网和YouTube这个无底洞。林谟爱看中国的战争老片。

在自己流离失所的生活中,陈天通过帮助新朋友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我扮演白骑士的角色,”当两人愈来愈亲密时,他记得自己这样想。他已经很久没有当过任何人的白骑士了。

随着时间过去,他发现林谟几乎没有在纽约好好玩过,于是陈天自告奋勇,当上了私人导游。

陈天记得他们第一次出游是去康尼岛。两人坐地铁到终点站,去看水族馆。陈天小时候,学校曾经组织他们去过那里,他还曾经带着妻子去那里约会——甜蜜的回忆里夹杂着一丝钻心的痛楚,这是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从没来过水族馆的林谟身上。这些海洋生物、色彩斑斓的鱼类,以及海底世界的宁静让他的朋友感到惊讶,也让陈天感到高兴。“他的眼神真的很惊讶,”陈天说。

上个月,陈天在纽约的一个市场上。他们两个人喜欢在陈天的带领下探索这座城市。

他们沿着木板路走,买了热狗当午餐。那天下午,他们的生活似乎超越了收容所宵禁和公园长椅。他们是纽约人,这是他们的城市,也许他们会再吃一个热狗,有什么不可以的。陈天埋了单。

他们继续探索纽约,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仿佛置身明信片般完美的蒙太奇。他们乘坐斯塔滕岛渡轮,从甲板上看去,天际线如同一座可以捧在手里的积木玩具城。他们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逛了几层楼,林谟就觉得无聊了,于是他们马上改去中央公园。但是布朗克斯动物园之行十分成功。

“尤其是那只老虎,”陈天回忆。“老虎真的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老虎。一切都是他第一次见。”

纽约的历险成为他们友谊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见过他们的律师、救援人员和朋友都惊叹于他们对彼此的忠诚。模糊的快照、警方报告、移民表格、非营利机构记录、法庭笔录和旧电子邮件也记录了他们多年在一起的大量细节。

有一年12月,他们甚至去中城的梅西百货看圣诞老人。

他们站在队伍里,两名无家可归的中年男子在一群孩子当中显得鹤立鸡群。即使有家长斜眼看他们,陈天也没有注意,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终于排到前面和圣诞老人合影了。照片中,陈天坐在右边,面带笑容。在圣诞老人左边,林谟坐姿僵硬,双手紧握,放在膝盖上,身上是松松垮垮的外套。拉链拉到领口。他微笑着,显得不知所措。

离开之前,陈天向圣诞老人翻译了朋友的愿望:一张绿卡。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在收容所安顿下来。随着这里的居民不断进进出出,两人把自己的小床挪到了一起。

纽约的冒险成为了林谟(左)与陈天之间友谊的一部分。

那时,林谟捡了一部有人放在公园长椅上的旧智能手机。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用陈天的网络热点上网,看他的老电影。

收容所里的打斗和抢劫并不少见,但是陈天以一种硬汉的姿态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然而,在2014年8月1日晚上11点左右,他正和一名收容所管理人员交谈,林谟睡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名有前科的收容所住客扑向林谟,打伤了他。当陈天找到自己的朋友时,林谟的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他的嘴上有一个大伤口,鼻子里也在流血。陈天陪他去了医院,警方逮捕了行凶者。

林谟脸部骨折,需要做手术。当他醒过来时,陈天就在他身边,试图抑制一种奇怪、紧张而又离奇的兴奋之情。

“我说:‘林!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知道自己的朋友听不明白,但他也没指望他能明白。

在他们相处的所有时间里,陈天一直有意不谈及自己的过去。他谈到过自己的妻女,但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只字不提,也从未提及自己被捕的经历和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

林谟在收容所遭到殴打后的样子。但对陈天来说,这件事也带来了好消息。

他从未分享过的是:1990年代初,他曾是肯尼迪国际机场的移民官员。他的工作包括与寻求庇护的华人面谈,他们是绝望地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是像他自己的父亲和林谟那样的人。

他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里,他目睹了随之而来的移民潮。一夜又一夜,他听着有关迫害的陈述——其中许多肯定是真实的,也有许多肯定是夸大了。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父母的生活有所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也会成为那些排队等待怜悯者中的一员。

现在,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殴打,陈天想起有一种特殊的签证——U签证,对吧?——这是专门授予移民中的犯罪受害者的。他跑到图书馆,用那里的免费电脑研究移民法。

他去研究了好几次才确认,但是不到两周,他就给在华埠处理移民案件的律师T·J·米尔斯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恕我冒昧,我希望您能研究一下,看看U签证是否适合林先生的情况,陈天。”2014年8月13日,他写道。

陈天仍然没有向林谟、米尔斯或其他任何人透露他在移民执法方面的职业生涯。“我的背景很不堪,”他最近说。“不用说了吧。”他叹了口气。“他们说我是个黑警。”

陈天在曼哈顿华埠边缘处的一个公园里,两人经常在这里休闲放松。

1993年,当联邦特工在陈天的口袋里发现1700美元后,他失去了移民工作,这笔钱是他从一名中国商人那里勒索来的。那名男子降落在肯尼迪机场并申请政治庇护。陈天说,除非他交出钱,否则就把他送回中国。数小时后,联邦特工逮捕了陈天。他认罪并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年。

然后,几年后,他再次被捕,这次的情况更糟。2003年,他被认定为一场骗取数十名中国移民毕生积蓄的跨国阴谋的主谋。检察官说,陈天在纽约各地设立了虚假办公室,并承诺向希望将亲属带到美国的移民发放签证。他声称他为政府工作,通过他的关系,他可以为他们获得签证和绿卡,收费高昂。他们说,交钱后,他就消失了,改了名字和地址,故技重施。

检方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写道:“作为一名中国移民的陈天掠夺了一群努力工作、不谙世故的中国移民,这些人极力想把他们的亲属从中国带到美国。”

他被指控窃取大约100万美元,受害者包括老年女性、农民、裁缝、已婚男子——这些人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在纽约建立新生活。一系列证人在联邦审判中作证指控他,一再在法庭上指认他是主谋。他是这场阴谋中唯一一名被送进监狱的人。

直到今天,陈天仍坚持认为他是被陷害的,当局针对他只是因为他的前科。他给法官和其他联邦官员寄去长长的手写信,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即便如此,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希望洗清自己的罪名。

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大约十年,并于2012年获释。他试图与妻子和女儿团聚,但结果很糟糕。他最终沦落到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非常想重新开始,但不知道从何做起。然后他遇到了林谟。

“天上的神还是佛派我来帮助林谟,”他说。“他是非法移民,而我是一名前移民官员。我遇到他并不是巧合。”

随着朋友的伤势慢慢康复,陈天急着帮他拿到签证。

陈天想起了米尔斯,他是唐人街教堂的一家免费法律事务所的移民律师,曾经研究过林谟的案子。袭击发生前两个月,这位律师寄信到林谟所在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委婉地告诉他,获得合法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你显然是带着伪造文件进入美国的,很难对你的审查和申请作出验证,”他写道。

林谟在布鲁克林的一个食品分发处做志愿者。

尽管如此,米尔斯和其他社工还是被这两个人的友谊触动。他们不知道陈天的过去,但他们钦佩他对林谟的无私关照。“陈天一直在他身边,”米尔斯说。“陈天是他最好的朋友。”

在了解了林谟的案件后,米尔斯很快同意陈天对U签证的理解是正确的,该签证于2000年设立,旨在保护在美国遭受虐待并愿意与执法部门合作的移民。米尔斯开始为林谟处理申请。

陈天成为中间人,帮助米尔斯收集袭击事件的警方记录、列出林谟伤势的医院文件和大量申请表。通过两人的合作,陈天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对移民法律的驾轻就熟让米尔斯越来越佩服。

米尔斯在写给陈天的信中说:“我实在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你对待林谟这样,可以对一个朋友付出如此多的友情与支持。”

随着林谟的案件在移民系统中取得缓慢的进展,他最终向社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2019年,他在接受与米尔斯一起工作的一名志愿者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福建农村的家庭农场长大的经历。年轻时,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在福州举行的集会,呼吁更多自由和改革,结果发现自己被当局列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他说,由于害怕被捕,他逃离了自己的家,开始了在美国寻找安全之地的艰辛旅程。

2019年,林谟在包厘街一个朋友家中的照片。就在那一天,他得知自己在陈天的帮助下获得了签证。

他说,在一群同情者的帮助下,再加上他无力偿还的一系列贷款,他最终到达了泰国边境,并最终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飞机着陆后,他躲进机场的男厕所,确定那里没有人监视他。他说,他撕毁了护照,默诵着两个字母前往海关:PA—— Political asylum(政治避难)。

他被允许暂时入境,但在法官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后,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躲避当局,做着辛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害怕被发现。“我在一家厨房找到了工作,拼命工作,来租床位,还债,养活妻子,”2019年,他通过翻译说。“我干了八年,然后我的身体垮了。”

最后,他来到了纽约,在各个收容所之间辗转。“我很害怕,”他说。

米尔斯对他的故事念念不忘。“我对林谟的全部感觉,尽管我不太了解他——他的一生都是在拼命活下去,”他说。“艰苦的生存,不断遭受打击。”

签证花了四年时间才通过,但还是成功了。2019年4月2日,在进入美国28年后,他收到了签证。文件批下来后发到了陈天的电子邮件地址,因为林谟没有电子邮件,当时他俩正在华埠的公园里。

“林谟脸上露出了这些年来最美的笑容,”陈天回忆。“他不停地让我把每一行都读给他听,一遍又一遍。”

现在林谟有了签证,去看牙医、修复牙齿就容易多了。也许他终于可以离开收容所了。只要他在三年时间内一直留在美国,他就可以申请绿卡。他终于可以把他的妻子李火梅(音)带到纽约了。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见过她了。

“我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林谟在2019年对那位非营利机构志愿者说。

陈天改变了这位朋友的生活,却没有透露自己曾为政府工作多年,以及曾经被捕的秘密,但在林谟拿到签证几个月后,有一天,林谟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移民官吗?

公园里有人给他提供了线索。现在他想知道,陈天一直在耍他吗?他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能帮自己拿到文件?

在分隔数十年后,林谟最终得以将自己的妻子李火梅带到纽约。

据陈天回忆,对峙很快变得紧张起来。“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他回忆自己对林谟说。“你以为你是怎么拿到签证的?你应该感谢我。”

一种冰冷的感觉渗入了他们的友谊,但陈天说,他们最终还是摆脱了它。他们继续在一起,陈天继续帮助林谟在这座城市里四处走动,看医生。

他们一起吃过无数次饭,很快又有第三个人加入进来。林谟的妻子来到了纽约,两人开始设想如何在美国共同生活。林谟仍然住在收容所,而她住在家人的朋友那里,但他的梦想是为两人找到一套公寓。

“最重要的是找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的地方,”他在2019年说。

2020年3月,陈天带着林谟去贝尔维医院中心治疗胃病。医生让他留院观察了一夜,然后让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时正值大流行初期,医院暂停了所有探视,但陈天说,一名社工经常从医院给他打电话,让两个朋友可以视频聊天。

在他们谈话时,林谟显得很虚弱,无精打采。陈天很担心。几天后,医院表示,林谟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然后,4月17日晚上,陈天记得医院打电话给他。“他们通常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所以我已经感觉不妙。”

下午7点33分,林谟标去世,他是纽约第一波新冠疫情的早期受害者,卒年53岁。

他的遗属包括妻子李火梅和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在另一个美国城市有了自己的生活。记者无法就本文联系到他们。他被安葬在宾夕法尼亚州他儿子家附近的一个墓地里。他的棺材上刻着“谟标先生,1966-2020”。

朋友去世的那天晚上,陈天直到午夜还无法入睡,给米尔斯发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写下自己的想法。

“现在我问上天,是你让我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只因为这部分工作适合我来做,”他写道。“现在你又把他带走。”

林谟被葬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墓地。图为刻有他名字的棺木。

现年65岁的陈天经常用他那部破旧的手机翻看朋友的照片。他终于走出了收容所,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的一间公寓里,那里堆放着塞得满满的箱子和鼓鼓的塑料袋。其中很多是属于林谟的。他经常去华埠,在一个食品分发处做志愿者。他专心研究自己的案子,每晚都在研读他的旧审判记录。

他仍然时不时能看到林谟:在华埠的公园里,老人们一丝不苟地绕着圈散步。在B60巴士上——林谟经常坐这列巴士来找他。还有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仿佛永无止境。在自己的法庭案件记录中,他也能看到林谟——他的指控者对合法身份的诉求与林谟类似。

本月,陈天于他在布鲁克林的家中。“我觉得林谟让他找回了自我,”一名认识这对朋友的非营利组织志愿者说。

岁月流逝,曾经与这两个朋友相处过的人都还记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记得自己曾被这种关系深深打动。

“我觉得林谟让他找回了自我,”非营利组织志愿者丽贝卡·库尼说,她曾在2019年采访林谟,和两人打过一些交道。“就好像林谟帮助他找到了重新做人的感觉。”

陈天几乎从未向库尼透露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库尼记得,他和林谟似乎都迷失了方向。“这两个人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储备了那么多东西,可以向对方付出友谊。”

今年4月,在林谟逝世两周年之际,陈天乘地铁去了贝尔维,在附近找到了一张公园长椅。即使朋友已经离开,亲密友谊中形成的仪式却永远难以忘怀。

林谟(左)与陈天在洛克菲勒中心与圣诞树的合影。

他点了一炷香,摆上了林谟最喜欢的食品当做野餐:炸薯条、可乐和麦香鱼。葬礼结束后,陈天拿走了林谟的假牙——不管有多可怕,这都是朋友留下的纪念——此刻他把假牙放在食物旁边。

他大声叫了几次朋友的名字:“林,林,林。”然后他吃了三明治。在吃饭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林谟的午饭——没有人走近他。

他迟迟没有离开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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