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研究发现社会中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占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这种狗屁工作到处都是，还在不断膨胀。书中引用了数据分析公司YouGov在2015年对英国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37%的调查对象认为没有贡献，13%的人不确定。

　人类无休止的工作不仅没有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而且折磨着从事者的心灵，工作就是高尚的社会美德枷锁更让工作者还无法敞开心扉谈真实的感受从而陷入绝望。

　　此书是David Graeber在2013年发表的著名评论文章的扩充版，当时他的文章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轰动西方世界，他还收到了上百封来自全世界网友的来信，描述种种狗屁工作的痛苦，这些无数真实的案例也被收入这本书中。

　　Graeber认为，狗屁工作的爆炸式增长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凯恩斯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预言，21世纪社会的高水准机器自动化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然而，现实与凯恩斯的预言大相径庭，蔓延开来的不是自动化实现的优越，反而是自动化恐惧。Graeber指出，统治阶层发明狗屁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

什么是狗屁工作？Graeber将其定义为：一种有偿就业，完全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连员工自己都不能为其工作的存在而正言；作为就业的前提，员工还不得不假装热爱工作；一旦这些工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社会反而会运转地更好。

　　Graeber将狗屁工作归纳为以下五类：1. 马屁型：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接待员、行政助理、门卫。2. 打手型：他们是雇主积极的打手，巩固权贵利益的附庸，例如游说者、公司律师、电话推销员、公关。3. 补丁型：处理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问题，比如程序员修补劣质代码、航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安抚拿不到行李的乘客。4. 报价机型：专门写书面文件、做些放空炮的报告，例如绩效分析师、公司内部宣传员。5. 监工型：不必要的上级，他们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运作的人，没事儿也要找点事儿给人瞎忙活，例如中层管理人员、领导力专员。

　　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私营企业运营应该高效，然而事实却全然相反，企业里充斥着苏联官僚主义式的低效。过去一个世纪里，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但是其他领域的就业，比如管理和服务，在大规模增长，Graeber列举了英美高校、医疗体系、企业行政人员的飞速增长而生产效率却没有提升的诸多例子。他总结，现代经济中大量的工作，如金融、法律、咨询、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都属于多余的狗屁工作。

　　Graeber指出，服务岗位增长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封建社会中的庄园主靠剥削佃农获取丰厚粮食和财富，占有太多的资源使得佃农越来越穷，这些饥饿流浪的佃农最终会攻击封建主的堡垒，引发政治危机。于是，庄园主制造了一系列细致的招聘，雇佣佃农按门铃、绣花、洗菜、洗衣服，没事也要找点事儿给底下的人忙活，拥有一大堆下人端茶送水的庄园主倍感尊严与安全。类似的，现代雇主需要安排很多的下属殷勤地服务，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重要，保持社会竞争地位和权力。因此，现代的薪酬关系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主仆关系的翻版罢了。

　　Graeber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现代工作制的来源，现代工作制与奴隶制的本质是想通的 —— 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雇佣你的人。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享有对奴隶一切（包括他的时间、身体、劳动力）的所有权，随意支配剥削。到中世纪之后，学徒制的出现使得劳动人民剥离出时间与劳动力进行贩卖，卖力不卖身，在三十多岁达到精湛的水准后可脱离师傅而自立门户。

　　随着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的兴起，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到了三十多岁也不可能自立门户，资本家需要工人更长时间的卖力，于是创造了资本主义职业道德，拉拢基督教传教士劝说工人阶级吃苦耐劳是高尚的美德，从而配合统治阶级防止闲散人员破坏社会稳定。基督新教传播着“劳动福音 (Gospel of Labor)”：人类应该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去工作，而且人类生而有罪，必须用工作来向上帝赎罪。Graeber痛批延续至今的新教伦理是“深刻的心理暴力 (profound psychological violence)”，更是“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伤疤 (a scar across our collective soul)”。

　　Graeber创造狗屁工作是出于政治目的，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党关心的是创造工作，而不考虑工作的质量以及是否令人满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拥有闲暇的人是可怕的，正应了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人一旦闲下来，就会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让统治阶级更加恐惧，不如让这些人忙于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反抗。

　　乔治·奥威尔曾写道：“我相信，这种让无用的工作永久化的本能，说到底，就是害怕群氓。他们认为这些乌合之众是如此低级的动物，如果有空闲，就会是危险的；让他们太忙而不能思考是比较安全的。（I believe that this instinct to perpetuate useless work is, at bottom, simply fear of the mob. The mob (the thought runs) are such low animals that they would be dangerous if they have leisure; it is safer to keep them too busy to think.）”

　　当1%的人掌控了社会99%的资本时，创造巩固那1%的人的利益的岗位（比如大量金融服务和公司法务岗位）并赋予这些岗位无限的尊严、把拼命三郎的社会价值观强加给职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从而转移大众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注意力，让他们干到死也不可能摆脱贫困陷阱。经济越是充满掠夺性质，低效和不必要的工作就越膨胀。

　　Graeber指出，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真正有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比如护士、清洁工、幼儿教师、社工等这些“关怀工作者 (caring class)”，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美国经济学家Benjamin B. Lockwood 、Charles G. Nathanson 和E. Glen Weyl 研究了不同职业的社会成本与效益，得出结论：对社会最有价值的职业是医学研究员（每支付他们1美元薪水，他们就能创造9美元的价值）；对社会最没价值的是金融职员（每支付他们1美元薪水，他们就扣除社会1.8美元的价值）。学者们警示，当社会无法按真正价值分配社会财富，经济增长会停滞。

　　可悲的是，在英美等国家，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职业甚至被社会标榜为卑劣的、拿着政府低保的寄生虫。Graeber认为，这是欧洲老牌工业国家金融危机以后不愿对富人征收税务，却一个劲地削减福利支出，维持顶层人的收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经济和道德上的双重绑架来剥削弱势群体。

书中罗列了无数白领阶层的来信，控诉被迫从事的狗屁工作让人没有时间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并且陷入自我怀疑。华尔街的律师爆料没日没夜地为富人逃税起草法律文件还要不断欺骗自己做着造福世界的工作；好莱坞编剧受不了多余的官僚审稿程序而辞职；跨国企业的前台小姐每天为了总裁去公司对面一幢楼开会，填写没完没了的申请表格；纽约广告制片人每天制造完全没人看的广告，并且炮制浏览数据欺骗客户；硅谷的程序员受不了无聊地修理低级代码而辞职成了作曲家；做企业传播工作而得了重度抑郁症的年轻人辞职灵修……书中还有案例让人大跌眼镜，西班牙《世界报》爆料一个六年都没出现在办公室的公务员在家潜心研究斯宾诺莎，还成了著名的哲学专家。

　　Graeber引用心理学研究证明，人自从婴儿时期起就形成了只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才会有满足感，而在他人的使唤下做不情愿的事情只会让人被无止境的抑郁吞噬。对于发达国家从小就被鼓励未来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坚力量的年轻人来说，现实工作的空虚与校园时期的理想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精神创伤是巨大的。

　　Graeber并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不相信政策能做出任何改变，因为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靠政策解决问题就暗示着占人口3%至5%的精英阶层拿捏的决定可以强加给任何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还等着别人大发慈悲，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从政策层面思考社会变革是错误的，这意味着被统治的人自我假想成统治者，只会成为统治者的帮凶。

　　他呼吁人们必须从价值观上进行突破，不应当内化统治阶级炮制的工作哲学，而应该找到自我，从基层发起社会变革。社会也应该将时间归还给人们，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只有在对自我时间的掌控中，人才能发挥天赋和创造力。

　　社会应从财富取向变成价值取向，这才能真正摆脱奴役的生活，转而迈入追寻精神价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