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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强子感觉自己像中了五百万元彩票。但惊喜转瞬即逝，“下一秒真的是崩溃。”强子说，扎拉的电话响了，她被告知核酸检测IGM呈阳性。强子哭了，
他不能丢下妻子一个人。这一次回国，他们离家只差一步了。
强子、扎拉和女儿
起飞前一个小时，强子一路小跑，哭着把登机牌交到前台工作人员手里。妻子扎拉一直在抹眼泪，只有八个月大的女儿米拉，高兴地咿咿呀呀，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着回国的乘客提着大包小包进入通道，强子把口罩挪到眼睛上，遮住了眼泪。
1月29日，强子一家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发，飞行三个小时落地白俄罗斯，在机场待了十多个小时后，又飞往中转国芬兰，在芬兰机场呆了50个小时，他们终于拿到了2月1日回国的登机牌。关键时刻，扎拉的电话响了，她被通知核酸检测IGM呈阳性，无法登机。
这是强子第三次拼尽全力了，一家三口的回国路，又止步于最后一站。
2月10日，汪汪也从亚美尼亚出发，他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他带着女朋友玛利亚和丈母娘，从埃里温到卡塔尔的多哈机场，经过18小时的飞行等待后，终于入境尼泊尔，他们需要在这里等十天，做完核酸检测后，在2月23日正式登上飞往广州的飞机，回国之旅才算完美结束。
在尼泊尔等待的日子很煎熬，汪汪每个晚上都睡不好。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家就在一百公里之外了。他说，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祖国的地面躺三十秒，“我终于回来了。”
然而，坏消息还是先到一步。
2月20日晚上，从尼泊尔回国的飞机熔断两周，最近的航班在三月初，汪汪三人不符合回国的条件。第二天早上，他们打开了那瓶玛利亚母亲准备的白兰地，连着干了两杯，抱在一起哭。
对一大半时间都在旅行的汪汪来说，回国曾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他现在突然发觉，这趟旅程是那么漫长，又充满变数。
爱在亚美尼亚
如果不是扎拉，强子也许一辈子也没有出国的打算。
两人在上海相识，扎拉是留学生，强子是健身教练。“因为他长得帅，像欧巴的样子。”扎拉开玩笑说。强子解释，韩剧在亚美尼亚流行，亚美尼亚姑娘们对韩国人充满了好感和幻想。而扎拉，偏偏爱上了他这个中国人。
自从相爱，强子成了“空中飞人”，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飞机上。亚美尼亚和中国之间没有直达航班，总要转机。扎拉在中国的学业结束后回到亚美尼亚，强子就去找她，随后又一起回中国领证结婚。
两个人的生活，半年在中国，半年在亚美尼亚。强子不希望扎拉放弃学业，她可是家族中学习最好的孩子。
2020年4月，他们的女儿米拉出生，扎拉因为头疼住进了医院，强子一人照顾女儿。后来，他们带着孩子搬到扎拉哥哥的家，那里是农村，生活安定了一阵子，9月底又赶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战争。
2020年10月31日，纳卡地区冲突持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第三次停火协议破裂。
强子当过兵，但当战争真实的发生在他身边时，仍然充满了恐惧。居住地隔壁的村子成了交战区，夜里，他能看到远处时不时就是一片白光，那是导弹在发射。炮弹爆炸的声音也清晰传来，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战斗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时，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震动。
空袭警报来了，强子第一反应就是关掉家里所有的灯，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往外跑，躲到防空洞里，除了米拉的小外套，什么也顾不上带。强子对妻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别怕。”
扎拉的哥哥应征入伍，去了前线。扎拉和嫂子在家哭了两天，强子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他不仅要照顾妻儿，还有扎拉的嫂子和她的四个孩子。强子开着大舅哥的车，带着全家六七口人逃离了可能成为交战区的村庄。
战争还未停火，汪汪一路辗转又来到了亚美尼亚，玛利亚在接机口等着他，高兴得一蹦一跳。
2018年，汪汪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亚美尼亚发生了一场抗议总理的游行，这让汪汪很好奇，他挤在人群中凑热闹，正好遇上了玛利亚。
那时候玛利亚还在上学，汪汪只能一个人闲逛，等玛利亚放学，一起吃晚饭，天黑后再送她回家。“有一天我就陪她去送信，挨家挨户的送信，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汪汪回忆道。
一开始，汪汪并不看好两人的未来，他回国一段时间，又回到亚美尼亚，一直在那里陪着女朋友。汪汪也不再环球旅行，基本都是中国—亚美尼亚两地飞，最远去过格鲁吉亚和伊朗。
2020年春节，两人准备回中国结婚，玛利亚因为毕业考试打算晚半个月再走。结果新冠疫情暴发，玛利亚无法进入中国，汪汪也不能出国。两人相隔四个时区，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联系。汪汪在家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注疫情动态，查询航班信息。
“你不想再折腾了，觉得喜欢，就去拥有。”和玛利亚重聚后，汪汪在亚美尼亚待了近半年，他们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两人很少吵架，闹矛盾，从没有说过分手。
“快到家门口，又回不去了”
因为战争，强子的回国计划一再搁置。9月27日，一家人买好了回国的机票，“那天正好在打仗，我们的飞机也停飞了。”他说。
战争暂告段落，大舅哥也从前线回来了。强子重新买了11月6日回国的航班，从芬兰转机。但就在出发前一晚，所有证件已经备齐，他们得到消息，航班又一次取消了。因为疫情影响，各国航班都可能熔断，中国的入境政策也一变再变。强子一家三口回国始终未能成行。
第三次准备回国，他们就在大使馆和埃里温机场之间来回跑，办理各种各样的证件。1月29日上飞机时，这些证件已经装满了一个书包。
1月30日，经白俄罗斯转机，强子一家顺利到达芬兰。那一晚，天有些冷，整个机场空空荡荡，外面是厚厚一层雪。强子和扎拉很开心，一心想着隔两天就能回家了。因为没有办理芬兰的签证，三人就在休息区的黑色长椅上凑合睡了一晚。
为了庆祝，他们还花了一百多欧元，买了一份粤式叉烧饭，有甜甜的酱汁。其他大部分时间，他们吃的都是从亚美尼亚带来的饼子和香肠。
第二天的核酸检测，是回国路上的最后一个挑战。尽管出发前他们已经在亚美尼亚做过一次，拿到阴性检测报告，扎拉还高兴得一直跳。在芬兰机场的检测，米拉因为抽血哭闹了一回，强子一直忐忑不安。
2月1日下午五点，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强子生怕手机响起，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如果给你打电话，检测结果就是阳性。”
值机时，他们又遇到了麻烦，广播里在呼唤扎拉，芬兰机场工作人员认为扎拉没有签证，无法入境中国，所以不能给她登机牌。夫妻二人又费了不少口舌，上网搜索中国入境政策，还直接拨通了亚美尼亚大使馆的电话。
对方终于明确可以登机，强子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像中了五百万元彩票。但惊喜转瞬即逝，“下一秒真的是崩溃。”强子说，妻子的电话响了，他们被告知，扎拉的血清IGM抗体检测呈阳性，而赴华旅客须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才能登机。
“这不可能，能不能再检测一次。”强子第一反应就是弄错了，他和孩子都是双阴性，怎么唯独妻子检测呈阳性，但对方不同意第二次检测，强子打电话求助芬兰大使馆，却一直没人接。
“接下来该怎么办。”扎拉一直在哭，强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连日奔波积攒下来的疲惫，突然像山崩一样袭来。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强子和孩子可以带着双阴证明先登机回国。扎拉则需要返回出发国做一次检测并隔离15天，再做第二次检测，两次检测都是双阴，才可以重新到芬兰转机回国。
扎拉劝强子，“带着米拉先走吧。”强子哭了，他不能丢下妻子一个人。随后，强子把登机牌交给工作人员，他们放弃回国。强子和母亲视频电话的时候，两人都哭了起来。“这次心态崩了，真的特别难过。” 强子感觉，快到家门口了，又回不去。
“满脑子都是回国”
在亚美尼亚，汪汪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他并没有真正生活在这里，“你只是一个看风景的人。”
汪汪英语不错，可他听不懂亚美尼亚语，交流全靠玛利亚翻译。汪汪明白，要融入一个新的社会太难了。“人家对你是好，但自己也能感觉到，他们从样貌上就否定你，不是一类人。”
埃里温平日没有夜市，没有街边小吃，和他的家乡成都相比，这里的日子平淡无奇。朋友发来一张吃火锅的照片，汪汪根本不敢看，一看就流口水。他和玛利亚去白俄罗斯旅行，买了两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回来，一直舍不得吃。还有辣条，有钱都买不到，亚美尼亚华人少，也没有中国人开的超市。
汪汪时常想回国， “那种思乡之情，你不用刻意去勾起它，它就悄无声息的来找你了。”他形容道。
前阵子，汪汪去亚美尼亚大使馆领取新春礼包，使馆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不回国？”汪汪一直认为没机会，当他从对方口中得知玛利亚可以免签入境，“我的心就跟洪水猛兽一样拒绝不了，满脑子都是我要怎么回去。”
那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汪汪和玛利亚站在雪地上，两人都不说话，心情跌宕起伏，他们果断放弃了去东南亚的蜜月计划，“那个时候就一心想回国了。”
汪汪和玛利亚
2020年10月31日，纳卡地区冲突持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第三次停火协议破裂。
强子当过兵，但当战争真实的发生在他身边时，仍然充满了恐惧。居住地隔壁的村子成了交战区，夜里，他能看到远处时不时就是一片白光，那是导弹在发射。炮弹爆炸的声音也清晰传来，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战斗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时，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震动。
空袭警报来了，强子第一反应就是关掉家里所有的灯，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往外跑，躲到防空洞里，除了米拉的小外套，什么也顾不上带。强子对妻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别怕。”
扎拉的哥哥应征入伍，去了前线。扎拉和嫂子在家哭了两天，强子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他不仅要照顾妻儿，还有扎拉的嫂子和她的四个孩子。强子开着大舅哥的车，带着全家六七口人逃离了可能成为交战区的村庄。
战争还未停火，汪汪一路辗转又来到了亚美尼亚，玛利亚在接机口等着他，高兴得一蹦一跳。
2018年，汪汪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亚美尼亚发生了一场抗议总理的游行，这让汪汪很好奇，他挤在人群中凑热闹，正好遇上了玛利亚。
那时候玛利亚还在上学，汪汪只能一个人闲逛，等玛利亚放学，一起吃晚饭，天黑后再送她回家。“有一天我就陪她去送信，挨家挨户的送信，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汪汪回忆道。
一开始，汪汪并不看好两人的未来，他回国一段时间，又回到亚美尼亚，一直在那里陪着女朋友。汪汪也不再环球旅行，基本都是中国—亚美尼亚两地飞，最远去过格鲁吉亚和伊朗。
2020年春节，两人准备回中国结婚，玛利亚因为毕业考试打算晚半个月再走。结果新冠疫情暴发，玛利亚无法进入中国，汪汪也不能出国。两人相隔四个时区，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联系。汪汪在家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注疫情动态，查询航班信息。
“你不想再折腾了，觉得喜欢，就去拥有。”和玛利亚重聚后，汪汪在亚美尼亚待了近半年，他们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两人很少吵架，闹矛盾，从没有说过分手。
“快到家门口，又回不去了”
因为战争，强子的回国计划一再搁置。9月27日，一家人买好了回国的机票，“那天正好在打仗，我们的飞机也停飞了。”他说。
战争暂告段落，大舅哥也从前线回来了。强子重新买了11月6日回国的航班，从芬兰转机。但就在出发前一晚，所有证件已经备齐，他们得到消息，航班又一次取消了。因为疫情影响，各国航班都可能熔断，中国的入境政策也一变再变。强子一家三口回国始终未能成行。
第三次准备回国，他们就在大使馆和埃里温机场之间来回跑，办理各种各样的证件。1月29日上飞机时，这些证件已经装满了一个书包。
1月30日，经白俄罗斯转机，强子一家顺利到达芬兰。那一晚，天有些冷，整个机场空空荡荡，外面是厚厚一层雪。强子和扎拉很开心，一心想着隔两天就能回家了。因为没有办理芬兰的签证，三人就在休息区的黑色长椅上凑合睡了一晚。
为了庆祝，他们还花了一百多欧元，买了一份粤式叉烧饭，有甜甜的酱汁。其他大部分时间，他们吃的都是从亚美尼亚带来的饼子和香肠。
第二天的核酸检测，是回国路上的最后一个挑战。尽管出发前他们已经在亚美尼亚做过一次，拿到阴性检测报告，扎拉还高兴得一直跳。在芬兰机场的检测，米拉因为抽血哭闹了一回，强子一直忐忑不安。
2月1日下午五点，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强子生怕手机响起，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如果给你打电话，检测结果就是阳性。”
值机时，他们又遇到了麻烦，广播里在呼唤扎拉，芬兰机场工作人员认为扎拉没有签证，无法入境中国，所以不能给她登机牌。夫妻二人又费了不少口舌，上网搜索中国入境政策，还直接拨通了亚美尼亚大使馆的电话。
对方终于明确可以登机，强子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像中了五百万元彩票。但惊喜转瞬即逝，“下一秒真的是崩溃。”强子说，妻子的电话响了，他们被告知，扎拉的血清IGM抗体检测呈阳性，而赴华旅客须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才能登机。
“这不可能，能不能再检测一次。”强子第一反应就是弄错了，他和孩子都是双阴性，怎么唯独妻子检测呈阳性，但对方不同意第二次检测，强子打电话求助芬兰大使馆，却一直没人接。
“接下来该怎么办。”扎拉一直在哭，强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连日奔波积攒下来的疲惫，突然像山崩一样袭来。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强子和孩子可以带着双阴证明先登机回国。扎拉则需要返回出发国做一次检测并隔离15天，再做第二次检测，两次检测都是双阴，才可以重新到芬兰转机回国。
扎拉劝强子，“带着米拉先走吧。”强子哭了，他不能丢下妻子一个人。随后，强子把登机牌交给工作人员，他们放弃回国。强子和母亲视频电话的时候，两人都哭了起来。“这次心态崩了，真的特别难过。” 强子感觉，快到家门口了，又回不去。
“满脑子都是回国”
在亚美尼亚，汪汪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他并没有真正生活在这里，“你只是一个看风景的人。”
汪汪英语不错，可他听不懂亚美尼亚语，交流全靠玛利亚翻译。汪汪明白，要融入一个新的社会太难了。“人家对你是好，但自己也能感觉到，他们从样貌上就否定你，不是一类人。”
埃里温平日没有夜市，没有街边小吃，和他的家乡成都相比，这里的日子平淡无奇。朋友发来一张吃火锅的照片，汪汪根本不敢看，一看就流口水。他和玛利亚去白俄罗斯旅行，买了两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回来，一直舍不得吃。还有辣条，有钱都买不到，亚美尼亚华人少，也没有中国人开的超市。
汪汪时常想回国， “那种思乡之情，你不用刻意去勾起它，它就悄无声息的来找你了。”他形容道。
前阵子，汪汪去亚美尼亚大使馆领取新春礼包，使馆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不回国？”汪汪一直认为没机会，当他从对方口中得知玛利亚可以免签入境，“我的心就跟洪水猛兽一样拒绝不了，满脑子都是我要怎么回去。”
那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汪汪和玛利亚站在雪地上，两人都不说话，心情跌宕起伏，他们果断放弃了去东南亚的蜜月计划，“那个时候就一心想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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