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在微博发布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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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账号最早发推特的时间是2月份，截至到4月整整发了三个月，有770个关注者。账号自我介绍是“在读的高中生”，希望大家能够为他捐助一些资金，筹资让他换一个更好的设备去偷拍。评论里经常有人催他，你怎么还不发？这个女生是哪里的？最近有没有图？

我不知道受害者们具体的心理是怎样的，她们害不害怕，但是我发现大家发现后，第一时间都处于特别茫然的状态，没有任何头绪。当天下午，不知道是谁带头，在国内的女生一起去向警方报案。

在国外的我选择在网上发声。我的微博当时的关注者接近1万，大部分都是女生，我相信在微博上发声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到。我之前一直有关注这一类性骚扰的事件，有时候会转发、点赞，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没有。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转发顶多到1万，这件事情就可能石沉大海。但别人的失败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那天晚上，我花了20分钟迅速写完了自述的文字，写的时候心情很平静，但后来我开始生气。我觉得发视频可能不会被轻易屏蔽，我根本没想过露脸会有怎样的后果。视频发出去后，没有任何人指责或者夸赞我，他们都觉得，是我会做的事。我当时已经想好了，谁要是人肉搜索我，我就把证据收集起来，我去告他。就算我露脸了，我走在广州街头被别人认出来，那也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国内时间4月7号凌晨1点，我发了那条视频。视频只录一遍就发了。我现在好后悔，为什么连头都不梳，我也没有化妆。如果重来一回，我至少会用一下滤镜，把黑眼圈给遮一遮。（笑）有人会说，你为什么不装得再可怜一点？但我是受害者，不代表我弱。这一点你一定要帮我写上，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伟大、坚强，我没有刻意地要控制情绪，我就是单纯的脾气不好。

发视频之前，国内的女孩们不知情。她们睡醒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事件变大了。她们有人惊喜，也有人担心。有的女孩只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包括后来自愿为我们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他希望我们就是像以前那样报案、走程序、等结果，他们不希望这件事情继续发酵，担心舆论反而会让我们吃亏。

那时，有八九个女孩在国内递交材料。有女孩子在报案当晚就开始退缩，不想再参与这个事情，不想再看到关于这个事情的任何信息。我中途和她们说过，你们有谁能匿名发一下文字版，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人愿意，更不要说声音或者真人出镜。好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了高某在凌晨被刑拘的消息，这件事上了热搜，才让她们看到了希望，大家都坚持下来了。

高某鑫的律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对我们进行补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要私下和解的意思，短信只发过那一次，可能是一种试探。大家都在群里说自己收到了这样的短信，但都没有回。一直到最后，所有人都拒绝赔偿和和解。拒绝赔偿这件事，没有人带头，大家既然组了这个群维权，肯定是会拒绝这些东西的。我当时没有担心过这一点。

不管高某鑫这个人是不是提供了一种恐怖，这件事情对一个普通女生来说，都是一件很难面对、很难好好处理的事情。他用了大量女生的正面照片，还用我同桌的照片作为头像。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后拼命问她们，你有被偷拍吗？没有被偷拍，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同桌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她告诉我，有同学问照片里的人是不是她。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愿意亲自站出来？

高某鑫的骚扰对于我而言，只是很可笑的行为。他只会自己在角落意淫，还会做啥？但对于其他女生来说，影响应该挺大的。我没有和她们确切地聊过这些感受，但一定是觉得非常肮脏、恶心的。这种骚扰不常见。侮辱罪属于一个亲告罪，不属于公诉的流程，需要我们自己去举证，它很考验受害者的勇气和坚定。（注：最后该案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我能理解她们。她们在国内，需要反复去好多次派出所，做笔录、提供线索，警察还会打电话到你家里，通知你的父母。警方第一次打给她们的时候，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被叫去喝茶，还是走一个正当的程序，是很害怕的。有一个女孩在报案当天告诉我，做完笔录很绝望。

她们提到了做笔录过程中的二次伤害，反复提这件事情对她们来说很折磨，很煎熬。如果你提到自己曾经被摸过，警方会问，怎么摸你的？是这样吗？还是这样？反反复复地问，问得非常细。尽量精准地描述对方的作案过程，是一种必要的过程。但一次又一次地做口述，又没有什么进展，这很磨人。

还有一些陌生人找到我们。我们曾经接到一个警察的电话，他说了他的工号，希望我们联系他，去找他。可是后来我们查询那个工号，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高某鑫在学校为数不多的朋友，在朋友圈指责我们，“你们没有证据就去网络暴力，你们才是真的可恶。”

有些媒体把我的正面照片作为封面图发出来，在发视频之后，我就已经预想到了这些后果，但是我特别排斥他们取特别奇怪的标题。一些标题缺失了主语，比如“在推特上‘口嗨’中国小姐姐，这回别想跑！”一些标题很耸动，“表白被拒六年之后，他在黄网上发了我的裸照”，我看到标题都愣了，是这样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呢？但这都是我无能为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