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地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逐步解封，然而，有些国家又出现新一波的感染病例。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统计数据，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960万人，将近50万人死亡。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都积极应对，但具体措施却各有不同。如果说把这次疫情看作一场对国家的考验，东亚国家的答卷似乎比不少西方国家更胜一筹。不少学者认为，这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传统相关。

但是，人类的存在不是为了防疫的。服从传统的严重缺陷就是无法创新。防疫，需要疫苗，还需要创新。大资料只能做到追查行踪，搞隔离，这还是通过大资料手段的原始方式。但在医疗、疫苗与创新方面，还是需要个人的自由精神和创新能力。

事实上，东亚社会发现病毒比较早，却并没有给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关于病毒本身的科学与防疫资讯。我们迄今对病毒本身的资讯所知甚少，当然，这裡面的原因就比较複杂了，不止是科学方面的原因。疫后世界凸显出来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多元如何一体？

抗疫需要人类的合作，所以，如何实现多元之间的团结与共同体意识变得尤为重要。所以，理论上不是多极化——撕裂，而是如何一体化。这个一体不是同化，而是如何多元一体。

世界秩序的转向与重整，其实并不是刚刚开始，至少是以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为标志，这次疫情并不是动因，但是加速器，显影剂，分水岭，转隐成显，化虚为实，一切变得如此明朗，突兀，不再有所谓的“战略模糊”。

如果不嫌过于抽象和简化，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至此，不管是被称为“多元主义”、还是被视为“两极化”或“单极化”的“现代性”已经彻底失败，传统、保守与安全的力量将在形式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重新成为主导和主流，曾经的“资本-政府-民族”的三位一体顺序将会转向为“民族-政府-资本”的三位一体顺序，单向度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必定是终结了。

面对这样的世界秩序的大挫折，大转向，大调整，就不能再像过去的“平板期”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那样，就现象而谈现象，陷入各种事件和细节，而是需要“透过现象而抓住本质”，以一种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建立起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的新框架，重新审视并揭示出人类社会的根本动机、组织原则和边界约束。

在一个传统复辟、“多元”争斗和四分五裂的世界之中如何建立起公共性和共同体，也即“多元”如何“一体”，成为当今世界的首要难题，这也将是未来世界的新领导力的核心品质。

现代性的核心特质，可以表示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和博爱，但由于未能为作为轴心的“博爱”建立起真正的世俗理解和心理基础，尤其是在“上帝死了”以后，“博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真正具有动员力量的其实还是“自由”与“平等”的诉求，而化为对立的“左”与“右”的两翼理想，各执一端，自我轴心，对应的意识形态即是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激进版本即是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这就像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两只蜡做的翅膀，由于飞得太高、过于接近太阳而融化；亦如，离家出走的娜拉如今又回到并宅在了“家”中，因为在外沦为了“妓女”，但这只是苟安之所，绝非“理想乐园”。

人们如何认识世界，就会如何建造世界。在知识界，现代社会的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即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这承袭于自然科学中的还原主义分析方法和原子论世界观，individual的原意即“不能再分的”意思，即不能再分的最基本分析单位。

但是，知识界却是错误地把“个人”与“个体”混淆与等同了，由此塑造了如物理学中布朗运动般的只是追逐“自我”的自由度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的”原子化个人。但是，这种过度的还原主义丧失了太多东西，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组织系统、生态系统和动力系统，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实是“家庭”，准确地说“父-母-子”的三位一体单元，或者说，“家庭”才是人类社会层次上的“个体”，除非如此人类社会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和存续。

假如我们以“爱”的视角而不是传统的财产和权力的视角来审视家庭的话，那么，在这种以爱为轴心的现代的“新家庭”观念中，我们就可以从中为“博爱”找到源泉。当然，为了更加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明确一个自明的公设：爱是人类普遍的深层动机，或者说爱欲是人性之本能，由此我们可以引发出“博爱”或“大爱”的逻辑必要性和必然性。旧的欲望结构：“权-钱-性”，新的欲望结构：“自尊-爱情-创造”。要用新桃换旧符，“理性”只是欲望和仆人和工具，有了新的欲望形式，便会产生新的理性结构。

爱不是无条件的，爱的动机和动力，以存在“可爱”、“值得爱”和“配得上爱”的人为条件。但是，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如今人们在经验的，资本主义是一台异化机器，必然对其进行改造，目的是不再让资本“主义”而不是完全抛弃“资本”，使得“资本”服务于“最可爱的人”的再生产和人类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