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一景。图／Ingimage

从零开始的殖民地 

 

征服是一回事。从战火余烬中营造一个殖民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法国征服造成巨大破坏。兵刀杀伐，战火摧残，乡村城镇十室九空。米粮生产与运输暴降，饥荒灾情蔓延。一八六○年初，一名湄公河三角洲传教士在报告中说，死难人数数以千计：“有几个省分，全省人民无分贫富，都只能靠野草与树根活命。”许多忠于阮朝的官员弃官潜逃，政府因此停摆，无力进行纾困与赈灾。一八六二年四月，伯纳将军凝重地向上级提出报告说，“直到这一刻为止，我们在交趾支那没有进行任何为未来预做准备的工作。我们毁了许多事物，我们事实上打乱了一切。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做的只是在将就凑合。以西贡与西贡附近地区来说，原本是人烟稠密、商业鼎盛的城镇，现在放眼四顾，满目凄凉，只见一片烧杀抢掠的劫后废墟。”尽管阮军正在后撤，伯纳在结论中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控制这个被征服的国度。”

这么多高级与受过良好训练的阮朝文官逃逸无踪，是个大问题。它使新征服者无法取得情资，也得不到迫切需要的行政管理仲介。无论怎么说，这些阮朝官员对越南、对它的语言与人民的了解，都比法国人强多了。在一八七八年，交趾支那六省（六万平方公里）据估计总共有人口一百六十万，其中越人有一百五十万，高棉人十万，斯丁人一万，占人九千五百，还有三万六千名华人。但直到一九○○年，住在这里的欧洲人，除了军队不计，总共也只有两千人左右。欧洲人或许置身这个新殖民梯阶最高层，但他们生活在陌生人的一片汪洋中。没完没了的游击战，包括针对与法国人合作的越南官员的攻击，更使法国人控制这块土地的意图难上加难。

早期像伯纳与冯耶（La Grandiere）这类海军将领出身的总督，运用直接与间接管理手段进行统治。太多的越南文官弃官，意谓法国管理人必须涉入省级事务。伯纳没有拆散阮朝文官较低层体系（包括区、州与村），他设法让地方精英继续留任。受过训练的法国官员人数太少，根本不敷使用。更何况，由于巴黎那些领导人坚持殖民地必须自给自足，运用现成的行政管理系统能压低成本。

伯纳的一名部属事后回忆，“伯纳将军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抵达西贡后，立即宣布本地人管理本地人的原则。”在军方以及临时编成的地方民兵支援下，由法国督察监控的区级与村级官吏，继续进行收税、治安与解决地方纠纷的工作。这些法国将领当然深信法国必须用优势文明教化他们的亚洲子民，但从军事占领转型到可以运作的殖民政府不是一蹴可及，他们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尽可能根据地方习俗与程序进行调适，以便用法国形象重塑这个殖民地。法国人由于不具备必要手段，无法立即在交趾支那推动直接同化统治。

此外，间接统治也在第二帝国获有一众高官支持。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恰斯洛－罗巴与拿破仑三世都支持本地人管理本地人的官方政策。拿破仑订定用阿尔及利亚本地精英管理阿尔及利亚的间接统治策略，还亲自支持设立“阿拉伯局”，做为这项大策略的一环。在一八四四至一八七○年间，法国军官领导阿拉伯局，但运用阿拉伯精英、他们的家属与亲友网路，进行情报搜集、收税、治安及排解地方纠纷的工作。海军军官也主张透过本地结构与忠于法国的精英统治交趾支那，“像我们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局的头子一样”。罗巴现在完全赞同这些主张。

为达到这个目标，伯纳将军成立原住民事务顾问委员会。透过这个委员会，少数法国督察（大多是退役海军军官）分驻三角洲各地，填补阮朝官员放弃的省督空缺。伯纳亲自批准将嘉隆法典翻译成法文，使法国省督能了解阮朝习俗，能有效运用阮朝法律，以争取留在原官僚系统中下层任官的在地人士，从而有效管理他们。

由于仍然独立的大南北方省分（安南与东京）继续控制传统上来自顺化的地方官，法国也在交趾支那新殖民地运用直接统治形式。交趾支那这些海军将领最极力避免的，当然就是从“敌方”的安南或东京进口官吏。随着时间不断逝去，原有官吏或退休或离开，这些海军将领别无选择，只能亲自介入，用更多非儒家出身、受过法国训练的文官，用法国督察填补此等空缺。不过，法国这种选派、晋升原本不合格的越南人在农村官僚系统担任要职的做法，颠覆了地方政治与社会关系。一些没有受过儒家文官训练的译员，因此身价高涨。当时有许多这样的人，董书同（译音）就是一例。他虽在阮朝主政期间没有通过科考，但因为愿意与法国将领合作而成为交趾支那高。他还呼吁其他人向他学样。

湄公河三角洲的地方强人也向法国献殷勤，表示能协助法国人不花大成本而能维持殖民地和平。问题是许多这类人物未必将人民（或甚至殖民政府）的利益放在心上。其中一些人就这样打着法国旗号，往往还在法国默许下在地方上巧取豪夺，营造自己的封建领地。有几名强人根本不识字。对董书同这类人物而言，与殖民当局共谋就能平步青云，自是不可失的良机，但它也造成某些地方仇恨，而如同之前的越南史所示，要人淡忘这些仇恨并不容易。事隔不久，一名法国政府官员就有以下感叹：

我们这些或透过官派、或训练班出身的新官员，大体上比那批旧地方官远远不及。他们不学无术，与儒家学术一点边都沾不上。在征服最初几年，当局亟需援手，也只有手边有什么人就用什么人了。忠诚比能力重要……许多过去就连最起码的小职员都当不上的人，现在成了要员。

中国商人成关键 

 

就像之前的阮朝一样，法国也依赖中国商人与他们的区域网路，帮法国加强在三角洲的控制。自法军于一八五八年登陆岘港起，法国军官就在堤岸“大市场”招募中国商人，从高棉运牛肉补给法军军需。法国当局还需要中国商人从三角州进口米粮，养活法国控制下的地方百姓。冯西．贾尼在因攻掠东京而成名以前曾经治理堤岸，与当地华人商界建了亲密关系。堤岸出现现代越南规模最大、最有名的“中国城”，贾尼功不可没。此外，像之前殖民当局一样，法国也欢迎中国移民。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人口从一八六○年代初期的两万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四年的十二万，与一九一一年的二十万一千人。这些华人绝大部分住在交趾支那，当地的殖民开发案吸引的华人总是比法国人多得多。

政商关系良好的福建华商班合就是一个范例。他在交趾支那战争期间因替法军运补军粮而致富。拜法国政治支援与来自新加坡的中国资金之赐，班合在战后继续留在交趾支那，大举投资西贡新兴的房地产市场、商务与鸦片贸易。事实上，他买下政府发的执照，让他垄断殖民地鸦片买卖。他凭藉交易网路与人脉关系，从亚洲各地进口鸦片，卖给主要是华人的客户。他就凭这些买卖，为当年初建未久的交趾支那殖民当局带来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笔税收。由于他的地位过于重要，有一次当他面临破产危机时，法国政府还为他纾困。当时殖民地总督认为，坐视这个亚洲商人垮台会“损及殖民地财政”、“破坏局部地方商务”。班合由于与法国合作得太好，法国保证让他的子女在法国接受教育，还支持他入籍成为法国人。

法国与越南的殖民经验或许有许多一脉相传的相同之处，但也有极大差异。原是小镇的西贡转型成为重要商业中心与交趾支那的首都，颇能发人深省。在法国人征服前夕，高棉人建立、中国人推动而由阮朝殖民的西贡，事实上只住了几千名中国人与越南人。法军攻击期间的激战让西贡居民逃避一空，组成西贡的四十座小村除了一座以外全数被毁。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二年间的西贡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废墟。一名法国军官说了一句描述当时西贡的话，颇能传神：它“不再是安南，但也还没有成为法国”。

不过事情变化得很快。在取得一八六二年条约保障之后，又见到中国人在隔邻堤岸热闹滚滚的商业活动，法国立即展开行动，将西贡打造成交趾支那首都与重要港埠。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知，但这座小城日后因此成为现代越南大都会。在伯纳与他的继任人主导下，殖民当局凿了一连几条运河，排干在西贡各处泛滥、有害卫生的沼泽。政府批准特许，授权出售土地。班合建了一栋当年难得一见的多层楼房，将他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表露无遗。到一八六七年，经过几任总督大手笔挥霍，这座迅速扩建的殖民中心建了一条长十五公里的通衢大道。法国治下的西贡不久有了植物园，有了现代化海军船坞“军火库”，还建了“大仓库”，处理进出西贡港的货物。与法国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八六二年，法国第一批蒸汽轮之一的“女皇号”抵达西贡。没隔多久，法国邮船公司（Compagnies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展开对横滨、香港、曼谷、亚丁与马赛的邮船服务。

原本住在西贡、战争期间撤出的越南居民，由于在殖民征服期间站错了边，大多数没有重返家乡。事实上，战后进入法属西贡定居的第一批人是三千名天主教徒，他们大多数是一八六○年随法军撤出岘港的人。还有一些是因为在乡间受到迫害而逃进西贡避难的天主教徒。他们需要法国保护，法国也需要他们的合作。一八六三年，几十年来第一座新天主教堂在西贡出现。到一八六九年，西贡人口总数已达八千，包括越来越多的欧洲文官、商人与传教士。他们几乎全数是男人。随着人口增加，旅馆、餐厅与商店也不断出现。附近的堤岸也由于华人人口有增无已而欣欣向荣。海军将领也在这时建造一系列行政大楼，做为交趾支那总督办公大楼的诺罗敦宫（Palais Norodom，编按：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改名独立宫，越南统一后又改名统一宫）就在这段期间落成了。

混乱的殖民政府 

 

不过这种大规模建设需要钱。由于法国政府指望交趾支那当局自行为开发案筹款，最后为这些建设出钱的，主要还是当地居民。总督们立即以个人税与土地税的方式征收“直接捐”，并以发给专卖执照的方式收取“间接”税。法国就这样透过地方行政组织，利用现成的阮朝土地登记纪录收了他们第一笔房地产税。法国规定农民必须用新的殖民地“银元”（la piastre），而且不能以货代钱，于是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地区的货币经济。地质队遍访三角洲各地，丈量与登录新土地，验证既有土地。当局还发行身分证─录有个人基本资讯的一种法定证明文件─以加强政府的中央管控。当局并且征收“个人税”，所谓“个人税”其实是针对登录有案村民征收的税。土地税与个人税税收从一八六五年的一百五十万法郎，增加到一八六七年的两百一十万法郎。

对酒品、赌博、鸦片与稻米生产的垄断，也是政府税收的财源。鸦片特许证带来的税收从一八六二年的五十万法郎增加三倍，到一八六五年的一百五十万法郎。在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七年间，它带来三百二十万法郎。如果再加上独家经营赌博与娼妓生意带来的收入，交趾支那在一八七八年靠专卖赚进四百二十万法郎，在一八八一年赚了六百七十万。法属交趾支那的成立，大体上依赖鸦片带来的财源。

稻米也很重要。在阮朝统治期间，湄公河三角洲生产的稻米除外销华南地区以外，还供应内部消费。不过法国统治以后改变做法，极力将稻米生产投入外销。在一八七○年代之初，交趾支那可耕田地约有三十万公顷，其中二十五万公顷用于稻米生产。由于在一九○○年以前，法国除了西贡以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疏浚沼泽的工程，想增加稻米外销就必须降低内部消费，或扼阻既已存在的稻米黑市。无论如何，从税收与稻米生产的角度而言，为法属交趾支那的开发付出最高代价的，不是法国纳税人，而是交趾支那那些农民，至于鸦片专卖的收益，则主要来自华人社会那票吸鸦片的瘾君子。此外，位于北方、仍然独立的大南，在失去湄公河三角洲谷仓以后，粮食供应更形短缺，内部也因此更加动荡不安。

《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书影。图／联经出版提供

汉字阻碍了进步？ 

 

法属交趾支那的建立，造成现代越南史一次大转型，对越南语言也造成深远影响。无论在哪个地方进行殖民统治，能否长治久安，首先都得拥有可靠情资，才能了解他们征服的人民。那些占领湄公河三角洲的法国海军军官，对突然纳入他们控制下的一百五十万人几近一无所知。天主教会有几名能说越语的法国人。尽管董书同等少数越南高官能说流利法语，但中低层越南官员几乎无人能说法语。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法国官员很快发现，越南官员彼此之间或在家中、或在市场上交谈时虽然使用越南本地语言，但在书写官式文*书时使用汉字。菲拉斯特（Paul Philastre）与奥巴黑（Louis-Gabriel Aubaret，《嘉隆法典》的译者）这类东方派军军官或许因此很开心，但他们的上司却因此大惑不解，他们不敢想像要以这种“象形文字”为基础，建立殖民地文官系统。若干同时也参与中国境内殖民征服工作的法国将领，对中国文化尤其极度偏见。

对伯纳而言，使用中国字“与一切进步不容”。海军将领在一开始找上传教士求助，希望天主教会能为他们带来足够通晓法语的译员。但问题是，至少在一开始，越南天主教徒真正通晓法语的人相对较少。欧洲传教士用越语传教，在教导本地教士时用的是教会语言，也就是拉丁文。在殖民统治早期，法国海军军官搬出他们早年在文法学校学到、早已尘封多年的拉丁文，拿着纸笔与越南传教士沟通的情景并不罕见。著名的天主教多语专家张永，是难能可贵的少数例外。张永记来自梵蒂冈东南亚宣教活动发源地的槟城，能说流利法语，曾担任从伯纳到贝尔（Paul Bert）等几任总督的译员，协助他们了解越南。当时有人给他封了一个名衔，称他是交趾支那第一位“安南公务员”。事实上，译员很快在法属交趾支那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官僚阶级。在殖民统治初期，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法国同僚一起出现在官方公报上。

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况且传教士虽能解决一些问题，惹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或许，天主教会对殖民最重要（而且出于无心）的一项贡献，是为了用拉丁字母抄写越南文，而在十七世纪研发的一套罗马字母化书写系统。殖民当局喜欢这种“国语字”有几个原因。首先，将领们发现，与中国汉字相形之下，拉丁字母能使法国行政官员更轻松、更迅速地学习越南文。其次，当时在越南各地工作的法国人，没有人真正相信地方精英能突然间开始用法文说写。伯纳因此希望能推广“国语字”，创造一种“所有法国－安南人都能了解的语言”。第三，阮朝文官科考制度既已荒废，海军将领们大力推动以拉丁字母书写的越南文，希望尽快训练出迫切需要的越南译员与官僚。最后，这种以拉丁字母书写的越南文由于与汉字脱钩，能促使越南精英逐渐偏离中国文明轨迹，迈向他们在法国的前途。事实证明，这最后两个理由最为重要。

殖民当局推动“国语字”无疑是一种以同化为目的的设计。不过它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较有效的行政管控形式，未必是将交趾支那人变成法国人。海军将领们立即开办语言学校，将这种拉丁字母系统教给译员、公务员，之后还教给数以万计的儿童。将领们将几所早期的学校交由张永记与其他一些会说法语的天主教徒管理。一八六五年四月，张永记获得授权，发行现代越南第一份国语字报纸《嘉定报》。它可想而知，当然会刊发殖民当局的政令、指示以及统计数字，不过《嘉定报》在一九○九年关闭以前，也发表有关社会与文化议题的文章。从一八八二年起，国语字正式取代汉字，成为法国官方有关殖民地通讯译本采用的文字。当然，直到二十世纪，仍有许多越南人使用汉字（本土文字“字喃”的情况也一样）。不过殖民当局制式化机制与地方行政的现实需求，再加上为了推广它而设计的教育系统，终于使一套罗马字母系统在越南战胜了象形字系统。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就像印尼民族主义者用一套荷兰人研发的拉丁字起事一样，越南民族主义者没隔多久也用国语字来对抗殖民当局，还以它为工具，打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建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