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中期到1975年战争结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身心都投入到越战中…” 图／美联社

电影《邮报：密战》的第一个场景是越南战场，第一句台词则出自一个无名士兵之口：“那个人是谁？”

导演史蒂芬史匹伯俐落地在几分钟之内，带出故事发生的关键：越战与艾斯伯，但这两个因素也迅速的在几个镜头后退成背景——整部电影中，艾斯伯出现的次数不过三，时间不到5分钟。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线索理解这个人的样貌：在兰德公司（RAND）工作、曾赴越战现场，知道国防部长麦纳玛拉（Robert McNamara）对越战悲观，不满政府的谎言，于是私下带出机密文件影印后，交付媒体。

这个机密档案，即是“五角大厦文件”（Pentagon Papers），也是这个故事围绕的核心，《邮报》以简明且清晰演绎解释这份文件由来：昔日积极主战的麦纳玛拉，在1967年开始信心动摇，想知道美国介入越战是否有正当性？这场战争的真相究竟如何？于是派人私下进行调查——艾斯伯即是其中一名研究员——两年后，一部47册、7,000页，约250万字的《越战报告书》（即五角大厦文件）完成。

在兰德公司工作、曾赴越战现场，知道国防部长麦纳玛拉对越战悲观，不满政府的谎言，于是私下带出机密文件影印后，交付媒体——这就是丹尼尔．艾斯伯（中）的故事。 图／美联社

这份报告确实回应麦纳玛拉的疑问：甘迺迪与詹森政府一直都没说实话，虚报死伤人数，他们不看好越战，却因为美国颜面而不得不更投入战争。这份资料太过敏感，以致成为被封存的最高机密。

对于一部以媒体为主角的电影来说，《邮报》让渡不少篇幅给这枯燥的历史背景和文件内容，而且透过各个角色说出的“真相”，在今日看来似乎已是众所皆知的越战知识——至少在我前几篇文章提到的论述资料，都是得利于这份文件——当时却无人可知，因此，被读出的每一句文件内容，都是“爆点”。

然而，正是以媒体与新闻自由为主轴，研究者与泄密者的动机与手段，就模糊不清，我忍不住好奇：身为国防部长，麦纳玛拉为何这么做？作为军事顾问的艾斯伯又为什么甘冒入狱的风险泄密？

每篇影评仅以“反战份子”四个字解释艾斯伯，仿佛这一切是如此理所当然，于是，简化了这场内部泄密案的行动复杂度与转折。确实是转折，我在艾斯伯的自述中读到这段文字：

“人们对打赢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赞赏不已，但对于那些为结束越战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 图／美联社

艾斯伯在《吹哨者的自白》这本书里，完整揭露这段期间的诸多细节与心路历程——他原本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精通冷战，反对共产主义，尤其专事“遏止苏联的核弹威胁”，希望美国的介入，能让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会在越南失去领导地位。当时的他仅关心战争胜负，而非作战的对象与原因，他认为这在当时理所当然，因为这种观点是二战与冷战的遗产，而人们普遍认可。

然而，1961年因成为美国驻南越军事顾问团一员后，艾斯伯很快就发现美国不可能获胜，这种判断根本不需要会越南语，也不用通晓亚洲历史文化，就可以下结论，就像一般人不太需要具有专业知识，也能知道鱼什么时候会腐臭变质那样，只要到了越南，一切都明显可知。然而，回到美国后的艾斯伯，仅是跟上司讨论“失败的事态无法扭转”，认为对越南的研究会以失败告终，就没有多做什么了。他们打算“置身事外”。

当然，艾斯伯不可能真的“置身事外”。当时在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底下工作的他，常常得面对长官对外说谎或含糊其词——即使后来为兰斯代尔工作也一样——像是有次一架侦测机在中国坠毁，他们就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编造六个“谎言”。艾斯伯在麦克诺顿麾下学到：要严以律己，不可向其他政府官员泄密，还要考虑周到、善于撒谎。这种能力会产生某种保密机制，总统因此能执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是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像记者或国会议员无法想像的。”

“保密程度之高，可能是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像记者或国会议员无法想像的。”图为甘迺迪总统（左）与国防部长麦纳玛拉（右）。 图／美联社

艾斯伯在书里写道：人们以为，在华盛顿或一个民主政权中根本无法保守秘密，不管这个秘密有多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说法，但他认知到的现实并非如此，媒体上刊登的都是政府捏造的故事，是用来蛊惑、误导记者和广大读者，混淆视听正是保密程序的一部份。当然，美国毕竟不是集权国家，有些机密最后还是会昭示大众，但即使这些资讯与人民息息相关，政府不但不会主动告知美国公民，还会尘封起来，一封就是十几年。

这个时候政府内部都知道对越南决策有问题，但反对的声音很微弱。艾斯伯沉默接受这一切，他的顶头上司麦克诺顿也不断告诫他“忠诚”的重要，而所谓的忠诚，就是“处处为你的上司着想”，上司的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之上，如果提供的绝佳建议使上司或总统为难的话，就要三思而行。

所谓的忠诚，就是“处处为你的上司着想”，上司的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之上。图为1968年，詹森总统在白宫疲惫地听着自己正在越南前线服役的女婿，所传回来的战地录音。 图／美联社

1966年，再赴越南的艾斯伯感觉到情况变得更糟了，麦纳玛拉也有同样的感受——就像《邮报》开头——艾斯伯被麦纳玛拉叫到机舱后面，由他向总统助理报告状况，为他这个国防部长的观点背书：向越南投入十万军力，什么也没有改变。然而，下了飞机的麦纳玛拉却对媒体表示相反意见，“我刚从越南回来，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各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旅途上的所见所闻，大大地鼓舞了我。”

电影的下个镜头，就是艾斯伯将五角大厦文件带出影印，暗示麦纳玛拉的发言是泄密的引火线。但真实是，回到美国后的艾斯伯向麦纳玛拉提出备忘录，批判美国政府支持阮文绍、阮高祺，提议支持文职官员竞选，由他们与北越谈判，缔造和平契机。

麦纳玛拉不但同意他的意见，也希望能阻止战线扩大——两个月前，他早已向总统报告和谈撤退的战略，也提交备忘录，却引起激烈反对。麦纳玛拉的影响力就是在这个时候消退，官位岌岌可危。

麦纳玛拉（图）不但同意艾斯伯的意见，也希望能阻止战线扩大——但华府高层，没有人支持他。 图／法新社

1967年夏天，艾斯伯察觉到，越南问题源于政府高层对内部人员的欺骗心知肚明，却听之任之，最后将总统等高官带入误区；与此同时，麦纳玛拉则准备进行越南问题的历史研究，试图对现下的情况提出解释。这研究就是前头提到的越战报告、五角大厦文件。

在这之前，艾斯伯一直以为是顾问或前方带回来的报告盲目乐观，致使总统等高层做出错误决策。直到研究完成后才发觉事实全然相反，每个错误的决断都跟政府的悲观主义有千丝万缕关系，但他们却刻意将一切真相隐藏起来。因为总统本人，就是问题所在。

之后，艾斯伯试着将一些机密文件交给议员或官员，揭露总统隐瞒欺诈的行为，他也将关于春节反攻的资料给《纽约时报》的尼尔．希恩（Neil Sheehan），让他报导报导。

越战的三大名记者，在越南前线的合影：《纽约时报》的大卫．哈伯斯坦（左）、《美联社》驻西贡特派员麦尔坎．布朗（中），以及当时在《合众国际社》后来跳到《纽约时报》的尼尔．西恩（右）。 图／美联社

这是艾斯伯读完五角大厦文件的感受，并产生了一种迫切的使命感。这个时候的他不仅希望避免战争升级，还渴望全面结束战争，

当时美军对中南半岛的轰炸有增无减，只要媒体报导，五角大厦就会提出解释，而后大众就会被说服。五角大厦文件的研究结束在1968年3月、尼克森接任总统职务前，对尼克森政权而言，这份文件不过就是“历史”，于他并无威胁。艾斯伯不认为这会改变尼克森对越南的态度，所以，还是进行体制内的游说。

艾斯伯不断游说议员和关系者，不断受挫，即使如此，仍然没有考虑过面向公众，直到看到美国特种部队在越南实行暗杀的新闻，惊觉屠杀没有停止，而政府依然谎言连篇，于是动念影印五角大厦文件：“再也没有人能让我说谎、再也没有人能要求我说谎，再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因为有人让你这样做，所以撒个谎无所谓，再也没有人可以说出上述那番话，再也没有人可以认为我必须遵守他的命令。我也不准备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再也没有人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如果战争是非正义的，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或自1950年以来受美国人资助的傀儡政府杀害越南人，这也是违背道义的。”图为华府的反战示威与宪兵。 图／美联社

1969年9月31日傍晚，艾斯伯开始执行计划。这四十七卷文件占据保险柜的两个抽屉，足足八英尺高，他必须很谨慎地将这些文件带出影印，但他还是没有放弃游说政府，与兰德的同僚联名写公开信，投书《纽约时报》，呼吁美军在一年内撤军。但这个行动激怒了其他同事，批判他们不负责任、缺乏职业道德，破坏他们与国防部的关系。艾斯伯因此受邀出席公听会，反覆论述自己的主张。

最后，艾斯伯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了，于是，再次找上《纽约时报》的希恩。

当时，除了大卫哈伯斯坦外，记者中就属希恩最反战，更别说他与艾斯伯合作过。但希恩在跟他会谈后，表示要回报社寻求同意，但拖了好一阵子都没有下落。他说，报社内部迟迟无法决定这件事，所以派他先去做别的题目，但他还是希望先拿到一些文件，等待时机——很久之后，艾斯伯才明白，希恩根本不需要他的同意，也不用那些副件，他们老早在一个月前就偷偷潜入艾斯伯的饭店，取走千页文件去影印，再火速订好希尔顿饭店的房间，埋头研究、撰写评论。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971年6月13日，《纽时》以头版刊登的独家新闻震撼全美，也引发尼克森政府与媒体的对峙状态。如同电影结局那样，媒体胜诉，新闻自由在这起事件中被确立，“五角大厦案”成为美国新闻史的里程碑，而自由派大法官雨果．布拉克（Hugo Black）所写的判词自此成为经典：

五角大厦文件的研究结束在1968年3月、尼克森接任总统职务前，对尼克森政权而言，这份文件不过就是“历史”，于他并无威胁。图为1969年访视越战美军的尼克森总统（中）。 图／美联社

“只有一个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闻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骗手段…。”突围1971年7月，最高法院判决前夕，现实中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左）与编辑班．布莱德利（右）。 图／美联社

然而，尼克森政府并没有为此道歉，越战也没有因此终止。但这7,000页的五角大厦文证明白宫对人民的欺瞒，并在反战怒火上再浇一大桶油。而在这起事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艾斯伯，则成为华府的眼中钉，尼克森不但派人潜入精神科医师办公室，窃取艾斯伯的病历，还窃听他的电话，为的就是要“诋毁他的形象与可信度”。当然，起诉是免不了的。这个时候，尼克森政府仍担心他手上还有其他机密。

接着发生的事，大家也知道——随着水门案爆发，尼克森陷入丑闻，也影响法院对艾斯伯的判决：

而尼克森也不免进行反驳，他说：“在国家安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居然被击垮了。恶名昭彰的小偷成了国家英雄，逃脱法律制裁，《纽约时报》因窃取文件而获得普立兹奖…他们竟然指责我们是小偷，要将我们绳之以法，怎么会走到今天这般境地呢？”

但这并非整个事件的结局。结局是，国会首次投票反对总统进行的战争，美国国会通过对财政控制，收回9年前下放给总统的权力，国会正在停止美国发动的轰炸。越战，终于结束了。

越战，终于结束了。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