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你今年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

这是最近两年慢慢火起来的民谣歌手赵雷写下的一句歌词。比起换了城市名和地名同样通顺的成名作《成都》，这句歌词更能打动我。

这几年，“理想”这个词早已经不再高尚了，甚至被当做俗套，被戏虐。也对，谁让我们人人都曾经拥有过它呢？而大多数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一地的破碎。

儿时的憧憬，或许更应该叫做梦想。那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梦，来得快，去得也快。父亲总对我说少做白日梦，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

抛开那些无忧无虑的白日梦，或许真正在我人生轨迹上产生过交集的那些憧憬，才能够有资格被称之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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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做《无冕之王》。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由美国著名记者撰写的《掌权者》的中译本。这是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第一次仰望。读过此书，我跟父亲说，以后我也想当一名记者。父亲说，你这喜欢到处跑的性格倒是适合当记者。

后来，上高一前的暑假我独自去了一趟拉萨。回家以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了2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当我洋洋得意的把文稿交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快速的扫了几眼，就重重的给了我一个大耳光，然后把我的稿子撕了个粉碎。“就你这样，真当了记者，比你舅公还惨。”

即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当时那篇文稿，也显得太敏感阴暗。我谈到了在一处四周荒无人烟的驻军旁大排的四川发廊，还有发廊里桌上摆着的一排军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挫败。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这是一段摘自《南方周末》的文字。它曾是鼓舞中国大地的一份伟大报纸。1999年的这篇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打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也包括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句充满力量的语言：“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它出自四川西充的一个穷酸秀才，著名时评人长平先生之手。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这些文字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会告诉你，去看看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被修改引发的全国舆论风波和庹震事件。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几届里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一缕阳光，走进了不同的新闻学院，而我是其中之一。

走进新闻学院，我学到的第一课便是“记者不是无冕之王”。

“西方新闻界自诩记者社会地位崇高，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这是另一位四川人在《新闻学大辞典》里的原话。他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泰斗，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甘教授的这句话，后来被引用在《人民网》的一篇评论里，名字就叫《新闻记者不是无冕之王》。在官方的新闻学观点里，“无冕之王”是自欺欺人的，记者是传声的“喉舌”。这种提法，与我所读到的美国开国先贤杰斐逊的论述，恰好是相反的。

王者为大，首领也。我窃以为，无冕之“王”所指绝非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无冕，即是无世俗之权柄在握。而又何以为王呢？皆在于媒体乃社会之公器的信念。正如《南方周末》那篇新年献词所说，吹响正义的号角，扶助蒙冤的弱者，叫板专横跋扈的恶人，这是仁德，是王之所在。而世上没有战无不胜的王，所以，要“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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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无冕之王”的论述尚且是学术之争。那么，我很快就学到了现实的一课，残酷而震惊。

那是我们上的第一门专业课“新闻采写与调查”。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期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这期节目深刻的用大量现场暗访镜头和对当地官员的采访，揭露了山西运城当地与甚至更高层级的官员相互勾结掩护，花费数亿元修建水泥桩冒充庞大的渗灌系统，骗取国家巨额资金的黑幕。

就在我们为业界前辈们的精彩杰作鼓掌，倍感振奋之时，老师告诉我们，第一个揭露这件事的调查记者，高荣勤，中共党员，前新华社山西分社借调记者，现在正蹲在大牢里呢。

是的，搞系统性造假工程的官员们没被怎么着，高荣勤记者倒是被判了13年，进了班房。人民网、央视、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为他发声鸣冤，没什么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国家领导人上书为他鸣冤，没什么用。这大牢一坐坐了八年，到我毕业，他才出了狱。

2016年，我在国内的《界面》看到一篇特写通讯稿《高勤荣：一个前新华社记者的申诉18年》。过了这么多年，这位前辈终于可以回归公众面前，可以站出来言说了。然而，他依然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依然在等待迟了那么多年还没来的正义。

我读书的时代，还有一个令我仰望的调查记者：王克勤先生。《甘肃经济日报》、《西部商报》、《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调侃说，他调查的征地、艾滋、黑煤矿、疫苗事件害了三家报纸，两家关门，一家社长总编下课，调查部解散。我说不对，别忘再加上《经济观察报》，那场淹死人的北京大雨和王克勤的报道，让它一夜间成了非法出版物。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再傻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记者不是“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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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初的那几年，是崇尚言论力量的。

一贯打官腔的《光明日报》和被认为一向敢言的南方报系联合办了《新京报》。我是新京报忠实的读者，每日必买报，每日必读报。

《新京报》在当年之所以影响力快速上升，甚至成为了具有全国舆论影响力的地方报纸，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它所开辟的，向社会各界开放投稿的大篇幅言论版。无论是否新京报刊登的新闻，只要你注明出处引用由头，就可以有机会在新京报上发表你的言论。这倒是很契合新京报“负责报道一切”。

好景不长的是，2003年，《新京报》创始主编杨斌先生因非典后遗症等系列报道被免职。2004年，《新京报》主编程益中先生因“经济问题”入狱。不过这一系列打击似乎并不能动摇这一帮报人的决心。直到2013年，《新京报》创刊10周年之际，社长戴自更先生还宣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

作为读者，我也开始拿起笔给《新京报》写时评。

我在《新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时评不过千字，收到400元稿费。当时我在北京每月生活费也不过才500元而已，可见《新京报》当时对言论版的重视程度。那篇文章后来登上了《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等各大官媒以及网易、腾讯、搜狐等各大商业门户网站。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新京报》时评编辑部的来信。信里，一位编辑老师甚是详细的给我讲了对我文章的改动之处和理由，讲了一些时评写作的要领，末了关照我说，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不妨多观察思考，勤练笔。

这位编辑就是新京报的著名时评人曹保印老师。我和他从未谋过面，那封电子邮件是我和他唯一的交流。在那个时期，我印象里经常在《新京报》评论版留名的还有从法国海归任教的熊培云先生，他是《自由在高处》一书的作者。后来还常见如今已是各大媒体红人的陶勇先生，笔名陶短房。

在曹保印老师的鼓励下，也是在优渥稿费的鞭策下，我养成了每日早起读报、动笔的习惯。大学期间，勤奋笔耕，我有幸在《新京报》前后发表了10余篇时评吧。我的新闻评论专业课的作业都是用寄给《新京报》的时评交差的。任课老师倒是颇为鼓励的在期末给了我94分。

可以说，《新京报》的言论版，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承担了一种“公民社会”的教育作用。

直到2014年，我突然看到一条令我异常震惊的消息。在大骂马三家劳教所黑狱是人间地狱之后，新京报首席评论员，曹保印老师被捕了。对他采取刑拘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这是个什么罪？确切的说是个口袋罪。只要有需要，什么都可以牵强附会的往里装。

是的，中国本就只有一个无冕之王，那就是躲在幕后掌握黑白是非和生杀予夺的“权力”。

虽然在宪法里，权力不是国家的主人，可是，任何人，任何声音若是对权力敢于表现出丝毫的不敬，等待他的就是秋风扫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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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犹豫要不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谈史有风险，论今更须当心。

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红岩里那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甚至连团员都没有当过。像我这样经不起严刑拷打的人，惧怕有一天，自己也会和那些奢侈而昂贵的理想一起，被装进口袋里，然后用一根绳子扎得严严实实。

所以，我要特别声明的是，如今我早已放弃了对理想的执着，也无意去挑战什么。

是的，我只想继续犬儒的过我的小日子而已。

新闻理想，这是人大、复旦、中传、北大、清华、武大等等中国著名新闻学院里的学生都曾爱提起的一个词。中国青年报把“实现你纯真的新闻理想”作为它的招聘广告。现实是，这个词正越来越成为行业里的自嘲。

你还在跟我谈新闻理想？逗我玩儿呢吧？

记得我毕业那年，同学们个个意气风发。站在校园生活的尾巴上，虽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单纯，却也仍是一腔憧憬要去改变社会，改变国家。在毕业典礼上，有个同学突然激动的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大的正楷字“执着于纯真的新闻理想”。

那天的致辞嘉宾，是一位级别颇高的官员。他扫了一眼那块牌子，示意我们安静别激动。

“同学们，你们毕业了，就要走上社会。今天我是以你们的师长的身份和你们讲话。”他说。“走上社会，你们将遇到的，和你们在学校课堂里、书本上学习的内容将有很大的不同。你们需要去适应它。我送大家四个字，“不要执着”。”

后来，我们的老师讲话的时候，也把这四个字重复强调了一次。

这是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一段话。我感谢他，以我们师长的身份，跟我们这群不更世事的愣头青们讲了一句掏心窝的大实话。

毕业10多年了。我的同学有做官的，有下海的，有搞公关的，也有在真理宣传部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媒体里做事的，大多也在商业网站供职做做编辑。偶有几个还在新闻一线采写的，也都每天泡在程式化的会议通稿里懒心无常。

回北京的时候，和一帮大学时代的朋友坐在酒桌上聊天。

照例是回忆了一遍大学里的糗事。酒过三巡，每个人都故事都说得差不多了，我突然问起同学院一个女生。当年读书的时候，我没跟这位隔壁班其貌不扬而又安静的同学讲过一句话。后来偶然发现，文学城上刊登过的很多新闻图片来自她的编辑，她是一个对社会充满人文关怀的优秀编辑。

“她呀，还在干新闻民工。太执着了，把自己累得不轻，去年大病一场。选的题不过审，跟自己急。”她们班的同学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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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装在口袋里。

把它放进口袋里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口袋，所以用理想向它交了赎金。

但我仍然有勇气，向那些依旧扛着理想，艰难前行的人们致敬。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这篇拙文，是为你们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