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老了以后一定要做到”的事

十年前，就在我50岁生日刚过不久，我开始列一个“我老了以后会做的/不会做的事情”的清单。

这是一份极其苛刻、高度私密的清单，记下了所有我认为父母做得不对的事。我的父亲在吃药这件事上总是习惯性地撒谎。他拒绝配助听器，还让别人“把音频提一提”（他之前是电视制片人）。我的母亲（自以为）瞒着我偷偷抽烟，直到有一天被诊断出肺癌。要揭穿他们太容易了，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人的身体开始虚弱、患病，越来越健忘，或者有什么更大的毛病，是多么糟糕。

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把“该做”和“不该做”的事积累了很多页，即使我有时会苦恼，因为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开始遵守自己的建议。最近，我从电台里听到一个社会学家把60岁的人称为“年轻老人”。我想，我的“年轻成年”外甥女或许已经把我当成“老老人”了，但要开始听从自己的建议，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我还在努力扩展我的清单，而不是在实践它。

清单上收录的，反映了我的不满——对那些在我看来是父母因为顽固而付出的代价的不满。就拿我母亲吓人的车技举例吧。小事故或更大一些的事故不断增多，但对她毫无影响。她也听不进任何有关她驾驶能力退化的劝告。走投无路之下，我向机动车辆管理局(D.M.V.)举报了她，他们通知她去参加路考。她没有通过，驾照被吊销了。这让她感到丢脸，也让我感到折磨。

我的清单上是这么写的：

“如果有人质疑我的驾驶能力，我不会因为害怕丧失独立性而马上拒绝别人的建议。我希望到时能有无人驾驶的汽车。如果别的办法都不管用了，我希望有人可以去举报我。”

看着父母变老，我最大的担忧就是他们愈加虚弱的身体。谁没听说过老年人的主要死亡原因是摔倒导致的髋骨骨折？我知道我父亲是听过的，但不过也只是因为我们不厌其烦地和他说了又说。我指出了他的母亲不愿使用拐杖或助行器的自尊心带来的后果：祖母在独自乘坐纽约地铁时摔倒，导致她在几个月后去世，终年84岁。

几乎快上百次的摔倒都没能说服父亲同意接受帮助或使用助行器。87岁时，他终于重重地摔了一跤，四根肋骨骨折。自那场事故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去世。我问自己：我的自我意识能否战胜自己（显然是遗传）的固执呢？

所以，清单上是我对我父亲再三说过的话：

“我会努力记住，保持独立最好的方式便是接受轻度的依赖或帮助。我会使用助行器，而不是摔断骨头。”

我的一个朋友这么写：“我会使用助行器，才能避免跌倒，就算它会弄破我的衣服。”设计师款助行器，有人要吗？

我承认，其中一些“要做”和“不要做”事项是虚荣心所致。大概在第八年的时候，我写道：

“我不会因为自己大小便失禁，就把过错推给正趴在我腿上的家狗。我宁可接受穿成人尿布的羞耻，也不愿接受自己尿床后还要让别人帮我收拾床单的羞耻。”

多年以来，我父亲都选择了后者。搞不好我都能培养起足够的自我认同，不再把大小便失禁当成耻辱。

我也想保持一点儿时尚。今年去世的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也一直在染发、做发型，指甲也做成了她标志性的丛林红色。我写道：

“如果我不能自己梳洗了，我会寻求帮助。如果我不再在意自己的梳妆打扮了，我会寻求别的帮助。至少我希望自己是干净的——和母亲一样，闻起来要清新——这样才有人愿意坐在我旁边，拉我的手。”

“洁牙”也在我的清单上。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清单上写了这一条：“至少要穿能碰到鞋面的裤子。”

我的清单也承认了我易怒的特点，这是我和父母共有的。母亲去世的一年前，她的护工再三地要求她进行肿瘤医生要求的术后呼吸练习，但她讨厌这么做，因为做起来很困难。一个下午，极度沮丧的母亲冲护工大发脾气，骂着一些我都不好意思重复的话，而那个护工打来的合理的投诉电话，接听的人是我。我在清单上写道：

“如果我因为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或是我身体的问题感到受伤或者生气，我会尽我所能不对与我最亲近的人发脾气。”

“我会友善。”

“我会道歉。”

当我迈入60岁时，我仍然会留意、记录清单。但我一直记着一个朋友对我说的：“重要的是要记住，不论我们如何告诉自己，不要变得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不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得多用力、多快，我们都会变成他们。”

拜托，别这样！

讽刺的是，我对此也有一些方法。我在父亲的文件里发现，我那位在地铁上摔倒的祖母也曾列过一个相似的清单。她的清单包括：

1. 不要摔倒；

2. 努力控制健忘；

3. 思考过后再开口；

4. 适度饮食，不吃油腻的甜品；

5. 尽自己可能地做到最好，从错误中学习。

我当然希望能从她的、还有我的父母的错误中学习，也避免让自己犯太多错误。我主要还是希望能判定自己何时能不再记录清单，而是开始按这份清单的建议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