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下定决心进行第二次申请，这一次，他的目标是精神病学和家庭医生，他认为这些专业可能竞争少，名额多。但事与愿违，他却被质疑：“你去年申请了放射学科，又写了论文，我们认为你并不专注于精神病学。”

随着又一次申请的失败，Robert开始反抗这一无情的选拔制度，Robert申请通过《信息自由法》查阅他的申请如何被处理，是否有错，并约见律师研究对策。他也给安省卫生部长 Eric Hoskins写信，在信中他认为，这一制度没有提供反馈，也无法接受建议，决策者也不用负担任何责任。此外，令他感到气愤的是，加拿大住院医生制度还有不少国际医学生的名额，往往是留给那些没有考上加拿大的医学院，转而赴加勒比、爱尔兰和澳洲的学生。

“我对这个制度的不公平感到沮丧，”Robert Chu写到，“加拿大医学院的招生人数过去十年，以每年100%的幅度持续增长，而住院医生的名额却不变，现在甚至减少了。”

“这就没有意义了，一个人医生如果不去行医又有什么用?”Robert Chu在他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对住院医生制度的缺陷感到失望，“没有住院医生职位，我的学位就没用了。我辛苦努力的医学课程、用心实践的面试和考试技能，学医以来超过10万元的学生贷款，将全部归零。”

Robert在信中说，他厌倦了申请和面试，厌倦了把自己出卖给住院医生制度的评判官。

这封信还发给了包括总理杜鲁多，安省省长韦恩在内的其他政客，以及安省五所大学和十家新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