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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精英阶层持续多年的移民潮背后，中国大陆大量的留学生试图回到祖国工作、创业时却饱受共产党中国官僚系统的低效率之苦——直到政府总理出面，才解决了部分难题。

据陆媒新京报报道，2016年6月，一份由非公开渠道传递的信息最终到达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的手中。该材料称，“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中遇到的烦恼和障碍，其中突出表现为优惠政策享受难，落户就学办理难，开户融资难，知识产权应用难，政策限制放开难，文化理念融合难等‘六难’”，李克强下令其领导下的国务院相关部门要解决这些难题。

陆媒称，“总理批示后，国务院18个相关部委雷厉风行行动起来，合力破解材料中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分析指，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官僚体系中制度性的制约因素，李克强不断地试图说服国务院内阁成员要释放更多的权限，而对留学生归国人员来说，他们在经历过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后，一旦对祖国失去期待值，将会让中国社会失去更多的菁英。对中共最高领导人制定的“中国梦”而言，中国大陆能否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亦是一个能否“圆梦”的重要参数。

近现代中国曾经经历过几次留学生回国潮，每一次都中国社会的巨变有关。

在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王朝终结前，中国出现了大批留学生，而这些留学生的出现是因为清王朝在战争的失败造成的。

李克强批示 中国国务院18个相关部委出手拯救归国留学生（图源：新华社）

1901年，清王朝签署了 “庚子赔款”协议。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民国初期，庚款留学生逐渐回国，这些人几乎是中国从王朝时代演进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人力资源。

第二批大量留学生归国潮是在中共建政后。在中共描绘的“共产党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新图景下，大量的留学生放弃当时所在国的优厚生活、物质条件而甘心情愿地“回国效力”。而这批人也确实为“新中国”带来了冷战时期抗衡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没能顶住“文化革命的洗礼”，要么用自杀“自绝于人民”，要么荒废了十几年的，有心却无力效忠于国家。

中国大陆第三批吸引大量的留学生归国发生在1978年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要求中国政府派出大量留学生的同时，也自信地认为“中国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对祖国都是忠诚的。而且从长远考虑，那些没有立即回国的人是中国的一种财富。”

邓小平其实就是中共领导人中的留学派，他在少年时期就赴法勤工俭学，后由法国到苏联。

观察人士称，中国近现代史中，留学生归国的作用是无法抹去历史。毛时代，中共用理想主义召唤海外留学生归国；邓时代，同样是用“改革”牵扯中国留学生的“情怀”而吸引他们归国效力。不过，在1989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后，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这才是中共必须要面对的“痛点”。

冷战结束后，中国保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多年来，却始终无法形成新一轮的优秀留学生归国潮。

不但如此，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中，持续十几年的移民潮势头不减。而在2013年后，中共内部反腐整肃的过程中，媒体不断披露官员们将家属移民至国外，甚至有些官员自己就持有外国的护照。

中国大陆的大量留学生回国，与欧盟主要国家、美国等移民政策的缩紧不无关联。

在中国大陆，人们戏谑地将海外归来的留学生由“海龟（归）”称之为“海带（待）”，这种称呼上的变化意味着，留学生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认同的毕业回国就是“天然的菁英”。

对共产党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悖论——中共想让中国社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急迫需要人才，而留学生资源正是他们需要的；但同时僵化的官僚体系制造出的政策捆绑了归国留学生的手脚，处处被为难，无处不烦恼的境地几乎是每个归国者的共同命运，最后不得不靠政府总理的批示扭转困境。

李克强在公开场合也承认，政府之于公民的“获得感”，“和新闻发布的‘数字’还有一定差异。

现在中共已经无法再用情怀和政治召唤留学生了。事实上，中国大陆的社会价值的认同感已经是变成了“唯金钱论”，这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从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角度看，留学生归国更需要的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是中国社会的稀缺品。而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层面上，被污染的空气和水，不安全的食物，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管控所产生的不安全感都会让留学生归国产生恐惧感。

分析指，面对留学生归国的困境，中国政府除了在政策设计及执行方面更加开放之外，也要把空气和生存环境进行改善，精英治国虽然不是中共的的主要政治理念，但想要“中国梦”的愿景实现，显然需要更多的优秀留学生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