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曾给H女士写了一封信，指出其需要回中国治疗，这样可以得到更快的治疗。但是委员会认为这封信不足以证明H面临立即死亡的风险，或医学上不可挽回的重大组织损伤，导致H无法在取得许可前便要赴华就医。

委员会还指出，H女士到中国两星期之后才接受治疗，说明她没有即时死亡的风险。

委员会承认，H女士在中国的治疗费用给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鉴于该治疗不是受保服务，而且委员会不能以人道理由批准经费报销，所以维持了OHIP总经理的决定，拒绝H女士的上诉。

从事后来看，H女士或许可以在获得OHIP的同意后再回国治疗，但是根据上诉委员会的表现，H女士可能得不到OHIP的同意。所以这就无解了。面对重病或者急病，当事人都希望尽早得到治疗，而加拿大漫长的候医时间则使这种希望成为绝望。

在加拿大熬过漫长的候医时间，很多病人受不了;想快点治病，就可能面临费用自付的境地。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而这个难题就需要加拿大政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