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世人一直梦想着这个世界没有苦难，没有不公平，尤其是没有工作。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花园里，“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直到后来，亚当、夏娃堕落，上帝惩罚他们必须辛苦劳作才能有饭吃。“肥沃的土地主动献出其丰饶的物产”（赫西俄德），“每条河流都流淌着葡萄酒……鱼儿会把自己烤熟，上到餐桌上来”（特勒克莱德斯），这些就是希腊诗人梦想中的“黄金时代”。

▵ 伊甸园（希伯来语：גן עדן），根据《圣经·创世记》记载，耶和华上帝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人类的袓先，男的称亚当，女的称夏娃，安置第一对男女住在伊甸园中。伊甸园在圣经的原文中含有快乐，愉快的园子的意思（或称乐园）。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古老的梦几乎没有变化。中世纪的安乐乡到处是烤猪，它们的背上插着餐刀，四处走动。《巨石糖果山》（Big Rock Candy Mountain）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它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母鸡下的是半熟的鸡蛋，酒从岩石上淌下，而且人们会“绞死发明工作的蠢货”。

这些民间流传的乌托邦之梦世俗而且天真，反映了人们对闲散和舒适生活的渴望。哲学家宣扬的公民乌托邦则不太讨人喜欢，他们认为人的欲望应受理性政府的约束，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满足。这种观点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它描绘了一座由文明的精英守护者治理的理想之城，他们共同分享包括女人在内的一切，并在国家的指令下，与女性定期繁衍后代。

▵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大约西元前390年所写成的作品。它以苏格拉底为主角，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共分10卷。

1516年，托马斯·莫尔写出《乌托邦》（Utopia）一书，赋予这一理念以正式的名称。这部作品的描写同样冷酷残忍：各个阶级的人共同拥有财产，而不是只归统治者所有；人们一天只工作6个小时，但工作时间的缩短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而是通过定量配给饮食来严格控制人的食欲，结果“生活中的小乐趣受到了严重破坏”；饮酒被禁止，所有人都穿着相同的灰黄色衣服；闲暇时光不是用于消费（没有什么东西可用于消费），而是“快乐地学习、辩论、阅读、吟诵、写作、散步以及玩游戏”；“每个人都在盯着你，所以，你实际上是被迫从事你的工作，并适当合理地运用你的空闲时间”；女人要服从男人的命令，多次通奸的人要被处死。

▵ 16世纪托马斯·莫尔书中乌托邦插图

所有现代文明之前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是历史事实，要么是神话，要么属于永远无法重现的过去（伊甸园、黄金时代），要么在世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纯粹的想象，是飘浮在经验世界之上的梦境。正如莫尔的乌托邦对应的希腊词汇outopia所表达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除了凭借理想自身的说服力之外，柏拉图或莫尔对于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一无所知。（柏拉图充满希望地谈到要让哲学家成为国王，但我们不清楚他对此到底有多认真。）问题是，历史并没有如当时设想的那样给乌托邦的实现提供契机。它没有体现出进步的动力，就像四季轮回一样，只是一种从诞生、兴盛到衰亡的周期性过程。强大和扩张之后是奢侈和堕落，如此周而复始。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简洁地总结了这种特点：“勇猛产生安定，安定助长安逸，安逸导致混乱，混乱带来毁灭。反之，毁灭萌生秩序，秩序催生勇猛，接踵而至的是荣耀和好运。”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宣称：“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就好像另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到了20世纪，我们看到的则是斯宾格勒、汤因比和索罗金的循环历史观。

▵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所著的《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另一著作《论李维》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

犹太先知，尤其是以赛亚，率先提出了另外一种历史观，即历史是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且以正义的胜利达到高潮。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进程是有方向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正义的，而不是邪恶的。它取代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并期盼一个完满的结局，也就是“狼和羔羊同居，豹与小羊同卧”。这种历史观被早期的基督徒传承下来，其高潮时刻现在被确定为“基督的再次降临”。《圣经启示录》预言将有“一个新天堂和新大地”，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 以赛亚，他是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主要人物，传统上认为他是该书的作者。他是公元前8世纪的犹太先知。

千禧年的种子深植于基督徒的意识之中，随时准备在艰难或动荡的时候萌芽。但是，主流基督教教义却审慎地与之保持距离。圣·奥古斯丁曾是柏拉图学派的成员，他没有把他的“上帝之城”设置在历史的尽头，而是完全置于时间之外，不过，“人类之城”却要听任古老的周期性命运的摆布。因此，神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被严格区分开来。但是，两者交织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弗洛拉的约阿希姆是12世纪的一位神秘主义者，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础上，他独创了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体系。圣父时代因基督降生而终结，圣子时代即将结束，圣灵时代即将来临，届时，所有基督徒将在一个新的精神王国里团结起来，不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可以确定的是，约阿希姆指定的那个年份到了，又过去了，但什么都没发生，于是，他的教义被贬斥为邪说。

与浮士德式交易相关的想法是，邪恶属于救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想法隐藏在许多基督教理论的背后。正像很多神父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亚当没有堕落，基督就不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亚当的罪就是一桩“快乐”的罪，是“幸运”的堕落。但是，开这种先例是危险的做法。圣保罗反问道：“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犯罪，以便让恩泽广存？”回答是迅速而坚定的：“上帝不许！”除此之外，基督教正统观念从未给出其他答案。为了实现未来的良善而容许现在的邪恶存在，这完全是天意。人类绝不能顺从天意，而要遵从国家的法律，法律绝对禁止邪恶。

▵ 浮士德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一位著名人物。可能是巫师或占星师，学识渊博，精通魔术，为了追求知识和权力，向魔鬼作出交易，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但是，随着正统基督教派的控制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有所松动，圣保罗的问题被重新提出。雅各布·伯麦是16世纪路德教会的神秘主义者，他在上帝身上看到了一种黑暗、动态的特质，他称其为“深渊”。约翰·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是一个高尚、善辩的人物，而不是中世纪那个丑恶的半人半羊形象。威廉·布莱克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弥尔顿是“邪恶的同党，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布莱克本人比伯麦和弥尔顿更激进，他把邪恶看作一股充满生气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是对静态的、谨小慎微的美德的一个必要补充。威廉·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中写道：“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与排斥，理性与能力、爱与恨，它们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东西。这些对立产生了宗教人士所谓的善与恶的概念。善是被动的，它源于理智。而恶是主动的，它源于冲动。”

当凯恩斯写作“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那篇短文章时，这种神秘主义传统中的诸要素可能萦绕在他的脑海里。（顺便说一句，凯恩斯对炼金术非常着迷。）但是，凯恩斯之所以支持浮士德式交易，更直接的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纯粹世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