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不论是在强调“大熔炉”的美国，还是实行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公开抨击某个族裔如今都会引起极大麻烦，且华裔大多聚居，选票集中，政客和媒体也不会轻易“捋虎须”，但“看不起的歧视”仍然存在。

“比美国人还像美国人”

在北美，曾几何时，华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融入主流社会”：为了生存的需要，最讲究薪火相传的华裔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努力去适应新环境。但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是“主流社会”?怎样才算“融入主流社会”?

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初新保守主义崛起后美国华裔新移民，曾以为自己“终于想通了”：在美国这个“种族熔炉”，主流社会就是抛弃原先的一切，转而尽可能地“美国化”，让自己从“外包装”的语言、生活习惯、个人形象，到“内在”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和家庭亲情观念，都亦步亦趋地改造成和当地人无异的状态(至少看上去如此)。也就是说，尽可能回避自己作为一个华人的身份认同，转而主动去认同“我是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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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的“美国梦情结”在被称作“中生代华人移民”(上世纪80年代中至2005年前后)的一代华人移民(不论来自两岸三地或者其他地区)中最为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存需要——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并尽可能在这个新坏境里获得更有利的生存氛围，就必须在各方面和已“领先一个身位”的竞争者们“拉平”，因此必须让自己“比美国人还像美国人”。

为了尽快“融入”，不少这一代华人移民甚至不惜采取一些偏激的手段。笔者结识一位出生在美国盐湖城的香港移民二代(有较浓厚的华人情结)，他对我说，当年盐湖城的华裔不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上世纪90年代初)移民更少。某年，社区里迁来一户来自中国大陆中部某省的华人新移民，我朋友觉得很有亲切感，散步时碰上便主动打招呼，结果那对夫妇“如临大敌”，男主人甚至还用非常生涩的英语说：“请说英文，我不会中文。”(朋友的姐姐在社区的新移民语言培训班兼职，因此知道这对夫妇的英语口语其实很糟糕。)后来这家的孩子和朋友家的小外甥小学同班，混熟后，小孩告诉朋友的外甥“我爸妈不让我们和你们家多说话，怕‘中国人把你的习惯带坏了’。”

一位移民美国20多年的老朋友解释称，面对美国这个“强势主流社会”，他们那一代华人移民如此“极端”也是迫不得已：必须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压迫式自我暗示”，才能改掉自己“不脱华人习气”的“恶习”，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个美国人”。她说，他们那里一些大陆中生代移民还曾用过所谓“新加坡问答法”——别的华人问“你是哪里人(指来自大陆哪个省市)”，一律大声喊出“标准答案”，即“我现在是美国居民”，然后“再说”。

美国唐人街 图片来自网络

但这种“去华人化”的自我暗示法在现实中经常碰上“玻璃天花板”的烦恼。某次在归国航班上和邻座的一位美国华裔中年人攀谈，他说他儿子一岁就随他移民美国，上中学后经常对祖父母怒吼 “不要说我是华人，我不是华人，是美国人”，结果他一怒之下把孩子拉到一个人来人往的商圈，问过路人“你们看他是哪里人”，结果几乎所有回答者都说“中国人”“亚洲人”，这个结果让孩子很怅然。而身为创业公司合伙人，曾是大企业高级白领的父亲不无感慨道：“你华人的脸在别人眼里能改么?既然改不了，为什么要回避这个现实?”

美国中生代华裔移民的这种“融入主流社会”情结在加拿大中生代华裔移民中同样存在，但后者更多了一个困惑——什么是“主流社会”?

和美国不同，加拿大的国策是“多元文化”，整个社会是一个各族裔普遍保留各自传统、习俗的“调色板”，在中生代移民聚居的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很难说哪种文化就是主流文化，也很少有人提什么“加拿大梦”。笔者前几年曾在温哥华参与过一个“全球华文媒体研讨会”，会上一位温哥华当地的中生代移民就坦承，自己就曾困惑于“想融入而不知融入什么”，并一度“把放弃华人传统误当作融入主流社会”。

美加都有“两头黄中间白”的类似现象，即早期的“老侨”和2005年后的“新侨”往往有着更强烈的华裔认同，也更愿意让子女接受华人文化，而中生代的移民则更喜欢“融入”。有研究华侨华人的当地学者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存需要，也和中国及华人的国际地位有关。

“老侨”移民的年代，中国和华人的国际地位较低，在北美几乎没有“融入”的可能，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抱团取暖，而普遍低下的文化水平又使得他们被动的保持华人本色;“新侨”的文化程度则普遍较高，外语能力较强，对自己的生存力充满自信，不会单纯为生计而“委屈自己”，且他们生活在中国和华人国际地位高，、自认华人不觉得“低人一等”、中文非但不“减分”，甚至还普遍被视作“求职助推剂”的时代，主观上也愿意保留一份华裔认同。而夹在中间的中生代移民，一方面当地社会较“老侨时代”宽容，给他们一条“融入即上进”的道路，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存在异国他乡生活的自卑感和信心缺乏，矫枉过正也是很正常的。

如今北美华人在“主流社会”认同方面已成熟了很多。一位温哥华华人名流说得好，所谓“主流社会”，在北美就是由无数族裔组成的统一体，遵守当地法律和道德规范，适应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关心当地社区，与此同时保留自己作为华裔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融入主流社会”。笔者的大儿子出生在加拿大，但能熟练说、读和写中文，和其他华人孩子交往时，在教学楼只说英文，出了教学楼大门会说“现在我们离开公共场合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说中文”。别人问他“你是哪里人”时总是回答“我是加拿大的华人”，在我看来，这是比较不错的答案。

走出唐人街

北美大城市大多有唐人街(或称华埠)，在很多当地人和中国大陆、港台人眼里，那就是北美华人的轮廓线。

这曾经是正确的：在19世纪的“排华年代”，北美华人不得不挤在唐人街抱团取暖，以在异国他乡抵御歧视，艰难生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族裔平权”理念变成“政治正确”，越来越多的华裔二代、三代开始走出唐人街，而中生代、新生代移民则很少像“老侨”那样，把唐人街选作踏上北美土地的第一个落脚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几乎所有历史悠久的北美唐人街，都带有严重的所谓“唐人街综合征”：脏乱差、缺乏上进机会、陈陈相因、“老爷侨团”世袭令人窒息……号称“北美第二大唐人街”的温哥华华埠，近20年来几乎成了“老人家园”，年轻人的纷纷离去让曾经繁盛的华埠小商业凋零败落，而华埠商业的衰落则促使更多华裔远走高飞，成为恶性循环。

一些客观原因也让更多华裔移民远离唐人街。一位初移民时落户温哥华华埠的唐山籍朋友说，当初他选择华埠，是因为觉得那里都是中国人，方便，亲切，结果没多久就发现并非如此，“商场、超市、打工的地方，都是粤语的天下，你说普通话就会被歧视，让你觉得很难受，不到3个月就搬走了——当‘二等公民’已经够呛，谁愿意当‘三等公民’?”

不少生长在唐人街的华裔也会出走。笔者结识了一位祖籍福建的小伙子，他出生在温哥华华埠，但大学毕业后就几乎没怎么回去，照他的说法，是“不愿过父母那样的生活”——他的父母是当地一百年华人社团的领袖，一心盼着这位独子继承社团领袖的职位，以及那所虽然破败不堪却敝帚自珍的“会所”的管理权。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生代、新生代华裔在华埠以外形成了新的、更现代化的华人聚居区。比如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人口不到20万，其中亚裔占60%以上，华裔比例高达43.6%，是亚洲以外华裔比例最高的城市。2012年10月加拿大联邦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在列治文市以国语、粤语、闽南话等为母语的常住居民比例高达40.9%，首次超越以英语为母语的比例。

与“唐人街之变”相应的，则是华人社团的变迁。“百年侨团”虽普遍仍在延续，却已纷纷“失血”(如一位渥太华的同乡就曾戏称老侨团都变成“老年协会”了，他年近半百，却已是自己所属某百年侨团里最年轻的骨干)，而新社团则更活跃，更年轻化，也更现代化，老侨团的“江湖气”被类似联谊会的现代社团气息所取代。当然，新社团和老社团一样，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人头团”现象(在温哥华，曾有人戏称“会长社长总数比华人总数少不了多少”)和“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痼疾，等等。

看不见的歧视

不论是在强调“大熔炉”的美国，还是实行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公开抨击某个族裔如今都会引起极大麻烦，且华裔大多聚居，选票集中，政客和媒体也不会轻易“捋虎须”，但“看不起的歧视”仍然存在。

曾有当地非华裔研究者指出，北美主流媒体对华裔情况的了解并不缜密，如《温哥华太阳报》就曾在“艳照门”事件的报道中错用当事人照片。在很多时候，主流媒体往往会刻意回避华人的一些重大、敏感活动，如为抗议“人头税”，加拿大华裔商户曾自发在每年7月1日关门停业，为时长达数年，主流媒体却视若无睹;一些地方性电视台、报纸时或刊登针对华裔“不良小节”的报道，在加西，这些媒体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华裔(尤其广东、福建裔)中黑帮势力较猖獗，有人种植大麻牟利，以及香港移民中“富二代”热衷飙车等颓废生活方面;而加东则针对华裔卫生习惯差、在别人社区通宵钓鱼等反应强烈;各地普遍共有的反感则集中在盗版影碟、假文凭、非法移民、中餐馆卫生状况等。

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列治文市，近几年出现过多起耐人寻味的事件:如2008年市民鲍勃·弗里德兰投稿《列治文论坛报》，称华裔人数暴增，将令当地人丧失地位，最终卑诗省有“沦为中国自治区的危险”。2010年起，当地多个商场、学校等公共场所出现匿名辱华涂鸦。2013年后，当地非华裔两度掀起针对市内店铺中文招牌的“联名请愿”，要求市政府立法强制要求招牌、广告必须2/3使用官方语言。2016年初，威灵顿公寓10名说英语的业主将业主委员会告上法庭，称该业委会开会全程说普通话，“有排斥非华裔业主之嫌。”

这些耐人寻味的事往往打着“反对种族歧视”的堂皇口号，将华裔称作“歧视者”，但实际情况却通常并非如此。如“招牌问题”，列治文市政府为核实情况仔细检查了该市全部的1394块店铺招牌，结果完全没有英文的只占4%，而没英文、只有中文的仅13块，为此抗议者却大动干戈、兴师动众折腾多年，迫使市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调查、应对。又如“业主委员会语言问题”，业主委员会系民间机构，并不存在“必须说官方语言”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些场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华裔在当地比重上升太快，原本以“主流社会”自诩的英裔白人和其他族裔感到“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而部分华裔则真的把新居住地当作“解放区”，不仅把国内的优点、也把一些缺点和陋习(如待人接物不友善、小圈子封闭、随地乱扔杂物、不遵守交通规则和停车秩序混乱等)一并带了过来。这不仅让包括大多数华裔在内的当地居民不快，也容易被本就对当地“华人化”心存芥蒂者抓住把柄，

其次，相对其它族裔，华裔通常有勤奋好学、善于理财和储蓄等优点，尽管许多华裔家庭，尤其是新移民家庭的收入状况其实不如当地人，但住房、生活水平和手里存项却总显得比其它族裔更多，这常常另一些当地人感到不平衡，觉得“华裔抢走了自己的饭碗、住房和财富”。其实许多数据都显示，“感觉有时是错的”，比如列治文所在的大温哥华地区，“中国人炒热当地房产”的程度其实远远被夸大了，但在选举社会，“跟着感觉走”往往会更有号召力和人气。

第三，华裔和非华裔各有“绝对的政治正确”，后者高举“融入主流社会”“反对选举性族裔歧视”的旗号，而前者则拿加拿大国策中“尊重多元文化”和“非官方行为不受官方约束”的精神说事，几年来的拉锯可谓势均力敌。问题既然总也解决不了，华人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矛盾自然也就隔三差五爆发一次。

传统上当地华裔、尤其是有家有业的“侨领”(因为当地“侨领”，多为香港裔，因此被称为“粤语系”)，往往采取自省、自我约束，“先让一步”的方法，希望对方同步妥协。不过，近10多年来，列治文华裔居民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大陆背景的移民数量后来居上，他们普遍年轻、英语好，工作和收入都不错，也善于直接和当地人及其它族裔，乃至政府官员、媒体和民意代表接触沟通，因此这些被戏称为“国语系”的华裔越来越不买“粤语系”的账，认为后者没资格代表自己的意愿。这种情况下，你越让他“自律”，他越要高唱“解放区的天”，甚至有一位大陆背景的媒体人在当地的中文电台高呼“什么是主流社会?在列治文华人就是主流社会”，引来“国语系”一片喝彩。而“粤语系”传统的隐忍自省之道，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走得通了。

2016年初轰动全球的纽约梁彼得案，其实也折射出这种所谓“北美华人大对立”的问题。其中一派认为梁彼得“罪有应得”，审判过程“毫无问题”，另一派则“一口咬定遭到种族歧视”，并扬言“要为梁彼得和华人打抱不平”。尽管梁彼得案宣判前站出来鸣不平的有许多北美华人，但梁被起诉前，第一个跳出来高呼将之“绳之以法”的是纽约市华裔议员陈倩雯。司法进程进行期间，一些人劝阻梁的支持者站出来发声，称“这样做会令华裔族群的歧视坐实”“会被人指责亚裔搞‘亚种族主义’”，认为“接受结果是融入主流社会的表现”。

华人内部的“我是谁”的问题

相对于其它族裔，北美华人的“我是谁”问题除了“我是不是华人”外，另一个严肃而艰难的话题就是“我属于哪一种华人”。

在大多数华人聚居的北美城市，“华人”这个概念其实相当松散，剔除那些自我不认同是华裔者，其余华人会明显分成“粤语系”“闽南语系”和“普通话系”。而这三个“系”，内部又有更细的划分，如“粤语系”分香港籍、南洋籍和内地籍;“闽南语系”不仅分台湾、大陆，且台湾还分“蓝”、“绿”;“普通话系”早年分“亲共”、“亲国”，如今则有“红”、“蓝”之分……不同“谱系”的华裔间往往相互龃龉，甚至明争暗斗，前几年“蓝”“绿”之争白热化时，“闽南语系”一些“蓝”“绿”侨领甚至都不愿同座。

复杂的“谱系”问题分散了北美华裔的力量，也是北美华裔人数虽多，却始终得不到与人数和贡献相称地位的关键。

不过这种情况如今也出现了改善的迹象：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大温哥华“亲共”“亲国”侨团，近年来已实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互访互拜”，曾经是“北美华人大对立”典型的梁彼得案，在“2·12”宣判后，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纽约华人示威大游行声援梁彼得 图片来自网络

“2·12”宣判后，北美不同派别、来源和政治倾向的华人，在“要不要支持梁彼得”问题上转而高度趋同，尽管在是否要示威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正如一些北美华人所言——这是百余年来北美华人步调最一致，最团结的一次行动。2月20日声援梁彼得、呼吁司法公正和反对族裔歧视的北美华人大游行，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旧金山、费城、迈阿密，以及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共45座城市举行，几乎遍及北美各主要城市。尤其是华人较多的城市，创下近年来北美华人政治性户外活动规模最大的记录。2016年4月19日，梁彼得案法官丹尼·陈宣布量刑结果：梁彼得的罪行由过失杀人罪降为刑事疏忽杀人罪，被判5年缓刑以及800小时社区服务，免于坐牢。

“2·12”罕见的一幕表明，尽管北美华人在对内对外的“我是谁”问题上仍离达成共识尚远，但在共同利益的话题上，已开始能求同存异，发出“同一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