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银行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中国有60%的有钱人们都打算移居国外;他们或是已经开始着手移民投资、购置房产，或是正在酝酿移民计划。(注：这里的“有钱人”定义为资产高于1000万人民币，约等于150万美金，这在中国是相当大数额财产。)据美国国家房地产协会汇报，中国消费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比例和地位。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要移居外国呢?

有人是为了躲避空气污染，有人为了让孩子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斯坦福社会学教授周学光先生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环境异常竞争激烈。是否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通常和家里钱多钱少无关——有的时候，即使你花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把孩子送到清华北大。而除了上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钱留在中国不安全。中国经济发展缓滞，股市风云莫测，加上近年来快刀斩乱麻的反腐、“打老虎”，把国内许多以政府官员为靠山的有钱人吓得心惊胆颤。

John Osburg, 一位专门研究成都商业人士的人类学家表示，想在中国做好生意，很大程度上要靠找对后台。所以，近几年来的反腐搅得富人们草木皆兵：一旦自己在政府的后台 “下了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弄不好就被没收财产。“当然，也有人害怕生意对手在背后捅一刀，运用关系把他们拖下水。”有人甚至把登上福布斯财富榜视为诅咒。Osburg说，这个财富榜上的中国人，每过几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被政府“下马”的。

在温哥华，Weymi也曾和我提到这种紧张氛围。“我们家在上海有些政府里的亲戚。额，当然，都是清官，和我讲过挺多这样的事。现在不一样了，在中国不全是靠关系做生意了。” 近几年，北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华人移民大潮。

在拍摄节目后的派对上，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个男人，对我说，“这个人，他谁都认识。”这个人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对于Ray来说，阿斯顿马丁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因为她和男朋友每人都准备买一辆。而这位的阿斯顿马丁，是世界上唯一一辆、James Bond 007幽灵党同款的阿斯顿马丁。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名叫Paul Oei, 一头干净利落的银发。当我和他介绍自己时，他立马掏出手机和我照了一张自拍，然后发到了instagram上面——这是他通常的“见面礼”。他紧接着递给我三张名片：Organic Eco-Centre生态肥料公司的CEO，这家公司也是《公主我最大》的赞助商;“温哥华中国小姐”选美赛的主席;以及加拿大Manu移民及金融咨询公司的主席。据他说，在温哥华移民的富二代们眼里，他就像一个非官方的领事馆大使——想来温哥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Paul Oei。

在一家窗外停满了宾利和路虎的中餐馆内，我和Oei悠闲地吃着88刀的烤鸭，喝着小陶罐里香喷喷的蘑菇汤。“这些中国富人一开始来温哥华的时候，都把这里当成临时住所。很多人觉得北美是个无聊的地方。但是过了那么一两年，他们的孩子毕业了都会说，我爱加拿大，我不想回去了，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餐厅的老板娘胡燕是一个举止端庄的四十岁女人。来到美国之前，她在西安曾经开过一家餐馆，生意非常可观，收入丰厚。“当时我老公在温哥华旅游，几个朋友非得拽着他去看什么房子。结果你猜怎么的，第二天我们俩就签了合同，把那房子买下来了。”虽然房子花了她家一大笔钱，胡燕并不觉得自己是为温哥华经济“做贡献”，反而更像买了保险，把自己的财产从前途未卜的中国挪到了加拿大。而胡燕的儿子让她更加坚定了留在加拿大的决心。她骄傲地对我说，自己的儿子正在洛杉矶参加一个高尔夫锦标赛。她还打算把餐馆开到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最后开到纽约。“你知道，美国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等以后搬到纽约，我儿子就可以离这些大学更近一些。”

Yan毕业于UCLA，目前在著名建筑家Bing Thom的公司任职。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Yan发现，温哥华有70%的房子是被中国人买下的。而奇怪的是，这些平均价值$305万的房子的房主们，大多数人都自称是家庭主妇或者学生。事实上，真正的幕后购买者是这些“家庭主妇”远在中国赚钱的丈夫们——由于中国市场巨大，钱来得快且容易，而加拿大金融稳定、安全，富人们选择在中国吸金，然后把财产存进加拿大这个“储钱罐”里。

在中国人疯狂购买的冲击下，温哥华的房价在过去的六年里涨了足足75%，导致很多本地居民买不起房。市长Gregor Robertson不得不用调高税收的方法控制这种冲击与不平衡。

很多人都认为，富二代们长大之后通常都理所应当得继承父辈的家业。但实际上，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父亲并不想让她接手自己辛苦经营的公司。“我爸的意思是，不想让公司葬送在我手里。他说，你要是没有管事的能耐，还不如让别人来，然后你自己每个月拿点钱得了。”有些父母会给孩子一段“实习期”，以此测试一下他们的商业能力。Weymi’s的爸妈则给了她五十万美金，用这个钱创办一个中英双语的奢侈品时尚杂志，卖到各大奢侈品店。“我倒是不指望用这个杂志赚大钱，”Weymi说，“不过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个project太适合我了。”同样，Ray的男朋友打算用父母给他的资金，在温哥华开一家旋转寿司店。“我想，每桌上都有个iPad，客人可以在iPad上点餐，还可以玩游戏。”他说。

YouTube视频截图参加这场真人秀的姑娘们中，唯有Pam是有工作的。“如果我留在中国，肯定还活在父母的翅膀下，不知道外面的大风大浪。在国外独自生活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到父母为我的付出。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有一次我让他们给我转一万多刀到我的账户里，等了好久也没转过来。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妈，她说是银行processing这边出了点问题。后来我才从一个亲戚那里知道，我妈妈的生意快要破产了。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体会到，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而我又是多么不成熟不懂事。”

Pam慢慢地跟我说道，“其实我也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工作了。我没有父母那种老成，至少是在国内经商的经验。西方人都是直来直去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要学会周旋、学会言外之意、说话要绕弯子。我在中国简直就像个外星人。” Pam和她的朋友们一样，很早来到海外，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生存。她们的父母希望她们可以继承中国的血统和文化，但是在加拿大生活了数年的她们，再回到故土，已然是“相见不相识”了。

一天晚上，我和Weymi在“小四川”约了晚餐。这一次，她终于穿得随意了些：素颜，齐膝羊毛大衣，舒服的平底鞋。小四川在Richmond，是一家加拿大华裔开的餐馆。和Flushing、Queens很像，小四川仿佛是加拿大华裔们的人间天堂。

我问开着车的Weymi，“比起亚洲来，你是不是更喜欢温哥华呢?”她先是没开口，用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这样说，比如我想拐个弯，我直接打上转向灯，然后旁边的都会给我让路。这是正常人的思路吧。在中国呢，我打转向之后，旁边没有一个减速的，全都抢进来，我根本都拐不出去。真是气死人了。后来我也不打转向了，干脆就直接拐。别人都这么干，你想守规矩都没法守。”

“小四川”一点也不小。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中国人。Weymi朝一桌吵吵嚷嚷的男生招了招手，回头悄悄对我说，“在温哥华这地方，抬头就能撞见熟人。”点菜过后，Weymi拿出手机，“想不想看我和Justin Trudeau的自拍?”没等我回答，她就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了照片。“当时他还不是加拿大总理呢，我就和他照了一张。我挺喜欢Justin的。说实话，加拿大这些政客们我都挺喜欢。只不过西方的政客都太过liberal了，比如在大麻和死刑这些问题上面。”(中国是每年执行死刑数最多的国家)

我们吃着饭，不知不觉就说到了 中国和加拿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你去过East Hastings吗?”Weymi问我。

East Hastings，是温哥华最为奢靡昂贵的住宅区，毗邻诸多极受欢迎的夜店、酒吧和天价楼盘。

“在这儿，你看到的是最上层的生活。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至少比在中国好。”她回忆起小时候在上海，曾经看见过农民工们风雨飘摇的铁皮屋，还有她妈妈的老家，云南某个破落寒酸的小山村。“小时候我妈总是给我讲，这些人有多穷多困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姥姥就是洗衣工出身。但是我妈妈不想像村里的人一样，成天七嘴八舌地讨论谁家买了只鸡，谁家死了只猪。”

字里行间，我似乎能体会到Weymi内心的恐惧：对贫穷恐惧。“如果我妈妈没走出那个村子，也许我现在就是个井底之蛙的农村小姑娘……你想象得了么?”

说到这里，Weymi倒吸了一口气。

– See more at: http://www.bcbay.com/life/int/2016/02/27/400702.html#sthash.bD3QD30w.dp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