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希望别人轻易地得到他的遗产。刚开始他只是在赛马俱乐部与赌博对手共享股票，并与纯正的宗教领袖共同持有酿酒厂股份。后来他将牙买加的一间房子送给了三个互相憎恨的男人，要求他们共享这间房。但这并不是终点。在为期十年的时间里，他给多伦多不少家庭带来了一个生物和数学挑战，那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多地生孩子。生孩子最多的家庭获胜，若孩子数目相当则平分900万加元。

Millar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毕竟没有孩子的人不必为婴儿潮负责。他也许还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支持生育控制，他知道避孕并不能禁止人们生孩子。但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失败者和他们将要养育的孩子，他肯定也没有料到席卷了加拿大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这些巧合使得越来越多绝望的妇女开始生孩子试图赢得Millar的奖金。加拿大当地报纸比如多伦多每日星报和电讯晚报将Millar的遗嘱称作生育竞赛。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场生育竞赛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了一些谣言。1994年，达尔豪斯大学研究生Elizabeth Wilton就这场生育竞赛写了篇硕士论文，首次挖掘出了相关的法庭文件。Wilton的论文还被心急的加拿大电视节目当成资料来源，她发掘出了这场极限生育挑战赛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多伦多的家庭怎样才能在十年内拥有最多的孩子呢？

在过去17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不少工业化世界已经经历了专家所谓的历史性生育率转变。19世纪一般家庭会拥有5-6个孩子，如今只有两个。加拿大目前的整体生育率是1.59，低于更替水平(美国更替水平是1.87，原作没有查到加拿大的更替水平)。1926年，平均每个加拿大家庭拥有3.36个孩子。但当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1934年加拿大每个家庭平均拥有的孩子个数变成了2.80。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Larry Jones透露，生育率在大萧条时期下降得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