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ung Chi Wai/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作曲家谭盾与费城爱乐乐团竖琴手伊丽莎白·海恩表演《女书》之后。《女书》是谭盾的新作，9月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出。它的来源是一种只有湖南农村女性能说的语言。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作曲家谭盾的童年很命苦。

他出生在一个名叫“丝茅冲”的村庄，这个名字来自一种植物，其飘扬的白色茸毛遍布村庄。在中国文化中，这是表示哀悼的颜色。因为这种不吉利的景色，湖南省其他地方的人都把死者埋葬在这里。

“这里是老人埋骨的地方，非常非常可怕，”58岁的谭盾上月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

“那些植物长着飘荡的白色茸毛，我从小在哭啼的哀乐声中长大。”

他最早的记忆就是死亡。

“吃早饭的时候，我听到哀乐的声音，”他说。“那年我只有五岁，我跟着声音走到山脚下，几百口棺材排成一列，由一个法师领着，后面有人奏乐。我感觉那是一条声音的河流，我决心自己将来也要当法师。”

这条“声音的河流”一直都是谭盾的灵感来源，从中国一直到美国，在这里，他在2000年为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所做的配乐赢得了奥斯卡奖和格莱美奖。

如今，谭盾试图使用水来作为一种打击乐器。

 
Asia Society

9月，谭盾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发言。他说他从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中得到灵感，虽然有时处境艰难，但获得了各种对声音的应用方法。

9月，他为香港管弦乐团2015-16演出季揭幕演出做指挥，上演了他2013年的作品《女书》，“女书”是一种只有湖南乡村女人会说的稀有语言。一个女性打击乐手站在乐队后面，用一碗水来“演奏”。大屏幕上放着农村女性日常生活的视频，她们在池塘边锤洗衣服，水花飞溅的声音也成了交响乐的一部分。

11月4日，谭盾将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馆的丹铎神庙重演《水祭》(Water Passion)，这是他向J·S·巴赫(J. S. Bach)的《马太受难曲》(St. Matthew Passion)的致敬之作。在这座古埃及神庙里，17位音乐家将在发着光的水碗中拍打，泼溅，一个合唱队以及一个男中音歌手围绕着他们唱歌。

谭盾的作品《活在未来》(Living in Future)将在威尼斯展出至11月22日，展出上，弦乐手一边演奏，一边走过一个浅浅的池塘，之后把乐器抛入水中。

谭盾经常在心里以某个表演者为核心创作作品，在《女书》中，他心目中的乐手是费城爱乐乐团的竖琴手伊丽莎白·海恩(Elizabeth Hainen)。海恩在香港参加了谭盾的演出，在《女书》中充当明星独奏乐手，她的西式竖琴化为一种叮叮当当，发出东方式声音的弹拨乐器。

谭盾的很多作品都受他动荡的家庭环境影响，他几乎都是通过和听觉有关的记忆回忆起那段时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的时候，谭盾刚刚9岁，政府命令音乐必须安静，甚至包括葬礼上的哀乐。

“一天，我听见当当当当的声音，”他拍着手回忆说。“‘红卫兵’冲进一座本地学校，把十架钢琴排成一排当路障。钢琴被机关枪击中，发出那种声音。”

他还说，“我妈妈尖叫，‘快回去！你疯了！’但我一定要过去听——机关枪在弹钢琴。真是太美了。”

他的父母都是被“下放”到乡村的医生——这是共产党对待受高等教育或小资产阶级城市居民的办法。谭盾十几岁的时候，也被分配到一个非常“原始”的乡村去。但是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他一再强调自己非常幸运。

“大多数孩子觉得他们在乡村吃苦，但我并不在乎，”他说。“我开始记下那些民歌，我把农民们组织起来，唱古老的戏曲。”

1973年，费城爱乐乐团对中国做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文革”期间第一支来华的西方交响乐团。当时的谭盾仍然在稻田中辛苦劳作，但他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听到了音乐会的广播。

“就是‘邦-邦-邦-邦’，”他回忆，“是贝多芬，尽管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很震惊。西方音乐是那么直接，那么响亮，而我们的音乐就像书法一样。”

三年后，谭盾趁着“文革”结束的时机，来到北京正式学习音乐。

“那时候有了音乐学院，”他说。“学生和教授们都来了，我们的外套上仍然有牲口的气味。我们实在太幸运了。”

谭盾第一次体会到交响乐中情感的力量，是在1979年，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率领柏林交响乐团在中国进行历史性演出的那一次。

“第一次看卡拉扬的时候，我想，‘他就是法师’，”谭盾说。“他可以听到今世与往生之间的声音。交响乐团成为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工具。我也想成为这样的法师。”

1986年，谭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于是离开中国，此后他一直在那里。

正如前辈巴托克(Bartok)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谭盾也把家乡的民歌引入了美国当代音乐。

“中国和丝茅冲给了我生命，但纽约是我的家，”他说。“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给了我一切。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起源。”

美国的确给了谭盾很多重要的任务，让他有了成功的作曲家生涯。他为好莱坞武侠大片《英雄》(Hero, 2002)和《夜宴》(The Banquet，2006)创作配乐。由他作曲，为普拉西多·多明戈(Plácido Domingo)所做的《秦始皇》在大都会歌剧院首演。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了他的《火》协奏曲，是为中国钢琴家郎朗创作。

但谭盾生平第一次听到的西方乐曲始终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距离乡村大喇叭广播里传出的贝多芬乐曲打动他的心弦，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如今，谭盾与费城爱乐乐团、日本NHK交响乐团和荷兰的皇家大会堂管弦乐团合作，创作了《女书》。

为了创作《女书》，对这种女性文字做初期研究，谭盾在几年间20次探访了湖南省一个荒凉的区域。

“要打入女人的世界非常困难，特别是老女人，”他说。“她们不信任男人，在‘文革’期间，她们被追捕、投进监狱，被称为巫婆，因为没有人能懂她们的语言。我到来后，她们都试图躲起来，她们受了很多苦。”

女人们第一次见到谭盾时都很困惑，但她们以中国乡村式幽默，为他做了一顿特别辣的饭，做为见面礼。

“真是火辣辣的，不过我都吃了，”谭盾笑着说。“吃了32道辣椒做的菜，我们就成了朋友。”

他和她们通过一个翻译交流，她是个年轻的电脑专家，懂得自己祖先的语言。但要破解“女书”的手写文字十分困难，它有着美丽的曲线，这800个手写的字是现代中国人完全不认识的。

谭盾开始研究时，有13个年老的女人能够读写女书；如今只剩下七个。他拍摄了200个小时的原始素材，希望可以捐献给博物馆。

谭盾目前正在创作一部大型作品，名字暂定为《佛祭》(The Buddha Passion)，此外还有一部歌剧，是为了纪念2017年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建立10周年。

谭盾说中国那些崭新的音乐厅是“奇迹”。但他不仅仅是希望在中国上演更多辉煌的音乐会，更希望能用音乐来唤醒家乡中蕴含的更深沉的东西。

“最为迫切的就是信仰问题，”他说，“我长大成人时，我们相信佛教、道教、轮回、未来、重生——好人可以在下辈子享福，所以做人要善良。‘文革’之后，这些信仰全都没有了。”

“我的信仰就是音乐，”他补充说，“这是我唯一的信仰，通过它，我拥抱所有不同文化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