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启久：“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铃木启久

中共官方档案馆7月3日召开高规格发布会，宣称将从即日起每天公布一名日本战犯的笔供，以借此强硬“羞辱”日本。稍早前，日本内阁宣布通过新的宪法解释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招致周边国家的不满。而更为严重的是，这是在中日围绕一系列海上争端导致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通过的。

3日上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从今天开始，以一天上网一个的形式公布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本战犯笔供有近20万页，且这次公布的日本战犯侵华罪行笔供包括原文、译文，并把提要翻译成了英文。

李明华介绍了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有关情况。他透露，从笔供内容来看，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等很多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罪行，很多罪行令人发指，甚至可以说是兽行。

李明华指出，中央档案馆一直很好地保管这些档案，目的有两个：一是把这些档案适时通过各种方式公布出来，提供给社会各界来利用，让人们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时，也要把这些档案很好地保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使用。

李明华表示，今天开始公布被判刑的45个日本战犯的笔供，一天上网一个，45天公布完毕。目前馆方正在着手整理没有被判刑并予以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公布。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侦查起诉、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仅仅就战犯的笔供而言，数量就将近有20万页，包括日文的原文和中文的译文。

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中共当局有意在回击日本安倍政权一步步偏离和平宪法轨道，并且公布日本曾经的罪行“羞辱”日本。7月1日，不顾中韩等国的警告，日本内阁坚持通过决议，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晚，日本正式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下设立专门小组，以加快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工作。随即引发日本国内的反对示威游行。

中韩美也随即作出表态。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主要有四个部分：一是质疑日本的道路，二是表明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归根结底要由广大日本人民来决定，三是反对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推进国内进程，四是不希望中国的主权安全受损。

韩国外交部指责，在没有征得韩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韩国不允许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和韩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并敦促日本应努力消除周边国家因历史问题而产生的忧虑，并为区域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美国白宫副安全顾问罗兹则强调：“白宫底线是欢迎日本宣布的集体自卫权政策，并相信，如果日本能够通过透明的方式与该地区邻国磋商，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会将有利于减少误解和局势紧张，这最终会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高调造访韩国。普遍认为，习近平将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进行更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在对日本安倍政权的态度上协调立场。从某种意义上，中韩反日“同盟”趋势已经逐步清晰化。

附：第一个日本战犯铃木启久侵华罪行自供

中国国家档案局网站消息，第一个日本战犯铃木启久侵华罪行自供7月3日发布，其中提到铃木启久1934年至1945年杀害了至少5,470名中国人民，诱拐中国与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等罪行。

以下是铃木启久侵华罪行自供：

据铃木启久1954年7月笔供，他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3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任步兵第28联队长辅佐，1945年4月任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后，在锦州“杀害了2名中国农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300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战中，对躲在屋内的约50名抗日军人“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1941年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为慰安妇”。

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1941年12月，“强制居于长城线附近2公里以内的”“居民迁移，使之成为无人区”。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带命令田浦大佐“扫荡，烧毁了约有800户的房屋，并屠杀了1千名中国的农民”。

1942年4月，在河北丰润田官营“大力的虐杀了八路军，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惨杀了八路军干部以下约一百人，”又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235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惨杀了(将其中的妊妇剖腹了)，烧毁房屋约800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中杀害了5人，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丰润将“民房烧毁了500户，惨杀了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2年9—12月，为把迁安、遵化等地“变为无人地带，即强制该区的居民全部迁移。”“在该地区烧毁的房屋达一万户以上，强迫搬走的人民达数万以上，被惨杀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军盘踞地区“皆设有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任慰安妇”。

1944年5月，在河南新乡“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攻击并将其杀害约10人，同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300户，杀害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杀害了约40名的抗日军游击队，并在其附近烧毁了一个约有400户的村庄，杀害了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怀庆抗日军队“进行攻击，并杀害约10人，将农民的房屋烧掉了约400户，虐杀了约30名的中国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100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300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660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 。“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杀害了30名俘虏”。

“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即给予当时住院的1名中国伪县警备队员极高的代价进行了试验”。

1945年春，在怀庆一村庄“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500人，将全村600户房屋烧掉了”。

1945年春前后，将焦作“附近村庄烧毁了约400户房屋，惨杀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5年，在“蟠居地区命令设立所谓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任慰安妇”。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进行了侵略，惨杀了约40名中国人民”。

“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