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中国的文学评论界把2012年称作“薛忆沩年“，因为一年当中他一共有六本书出版，包括由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的长篇小说《遗弃》、短篇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随笔集《与马可.波罗同行》、《文学的祖国》和《一个年代的副本》以及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

薛忆沩在上海读书会上与读者交流

到了2013年年，他的势头仍然很旺，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出版《流动的房间》（新版）、《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和《首战告捷》（“战争”系列）等三部短篇小说集，并且有一部长篇小说在（《一个影子的告别》）在台湾杂志上连载。近年来，国内媒体称薛忆沩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而这位受到文学界热议的小说家就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或者可以说是隐居在这里。接下来的两天，会播出梁彦对薛忆沩的访谈，了解一下：谁是薛忆沩？

梁彦（以下简称彦）：虽然去年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薛忆沩年“，但加拿大的中文读者对你并不了解，他们会问，谁是薛忆沩？介绍一下自己吧。

薛忆沩（以下简称忆沩）：我六十年代中期出生于湖南郴州，四个月后迁回长沙，在那里完整地经历了“十年浩劫”。我最早受的是工科教育，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后来我相继在湖南的研究所、大型国企、政府机关以及深圳的民营公司工作，每一段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后来，我去广州求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深圳在大学里任教六年。然后，我来到了加拿大，再一次回到校园，直到获得我的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一位研究者称我的生活是不断的“逃离”。从上面的经历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钟情于写作，并且矢志不渝。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对词语和句子的激情和深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尔蒙的减少而出现丝毫的减退。

彦：在评论界写到关于你的作品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你的小说充满哲学的追问，尤其充满了对于个体生死的思考和分析。你从一开始写作就关注这些主题吗？

忆沩：是的。我的写作一开始就关注这些主题。24岁那年写出的《遗弃》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倾向首先与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我从小就对死亡极为敏感。在回忆“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标出了笼罩着自己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死亡的阴影；其次，这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有关。在我们的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存在主义”。我十六那年就订阅了《哲学译丛》等学术杂志。我至今保存着自己那时候读过的萨特的著名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在页面的空白处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对生与死的思考让“个人”，尤其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成为我的写作的起点和重点。

彦：还有一个特点是“异乡写作”。2002年，你来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为什么选择蒙特利尔？异乡写作对你来说影响究竟在哪里？

忆沩：台湾的著名学者马森先生认为我选择蒙特利尔是因为白求恩，因为这是白求恩居住过八年的城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路。我相信我选择是一种与历史相关的选择，与精神生活相关的选择。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受过功利的影响，异乡写作更是可以保持写作的纯净。还有就是语言，在远离陈词滥调的角落里，我突然发现了母语中那些从前被我忽略的美。这给了我信心和鼓励。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幸运的。

梁彦（以下简称彦）：你的作品中出现了白求恩，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是你的名作《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怀特大夫”的原型，后来更是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背景和基石，他是如何走进你的小说的？

薛忆沩（以下简称忆沩）：他首先是走进了我的生命，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在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的生命。我们都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深受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的影响。而这种精神正好与今天在中国流行的价值观相冲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悖论；另一方面，我在加拿大有机会读到丰富的白求恩档案，尤其是白求恩自己的文字，对他性格的矛盾有了深切的认识。于是，白求恩从我记忆中的单面的人变成了我想象中的多面的人。走在蒙特利尔的街道上，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进入角色”，用白求恩的方式与这座城市交流，或者用自己的方式与白求恩的阴魂交流。

彦：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作品在国内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忆沩：是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发表非常顺利。发表之后，马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在花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金库”中，它与《阿Q正传》等十一种经典一起，作为金库的第一辑出版。今年五月，它的重写版在《作家》杂志 登出之后又一次激起热烈的关注，迅速被《小说月报》的选刊选载，并将被收入本年度的中国最佳中篇小说选本。而《白求恩的孩子们》获得的评价更高，认为它更加成熟。而且它的读者不仅包括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编辑和出版家，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蒙古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但是，国内普通的读者却读不到它。三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仍然还只有台湾版，据说在香港的书店里，它被摆放在“大陆禁书”的书架上。但当然，它是非常文学的一本书。我是相信美学的，我相信一个作家的政治就在他的美学里面。

彦：还有一个关于你写作的话题常被提起，就是写作的艺术。评论家们会把你的作品结构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或是卡尔维诺这样的一些作家相比。这些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吗？你如何找到自己这种写作的感觉/方式？
忆沩：还有乔伊斯。我从小就受这些“作家的作家”对语言和结构的重视，对写作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激情，这个深深地影响了我。加上从小就已经被白求恩的精神洗脑，我会将写作当成艺术，对它怀着“极端的热忱”，对它“精益求精”。这些都很根深蒂固。我可以为了一个词，一个标点思考很久。尤其到了现在，自己感到一个写作成熟的时候吧，对文字就更加的苛刻。

彦：在一篇访谈中，你说到，现在会重写以前的东西。你刚才也提到了你的作品的“重写版”。为什么要重写？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听上去不可思议。
忆沩：是，我喜欢不可思议是个词。多种语言的冲撞导致了我对汉语的崭新感觉。在2007年前后重读自己的旧作（包括那些被评价很高的作品）时，这种感觉让我很容易就发现了作品中的许多破绽。我无法容忍那些破绽，于是从2010年开始重写自己的旧作。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年。我的重写尊重原来的故事和情绪。我的重写带来的主要是语言的流畅和细节的丰满。它得到了阅读的肯定。

彦：有文章曾经评论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文笔简练精准。但那是要经过几年的训练才练就的。你在文字技巧上的经验是怎样的？
忆沩：不是几年的训练，是几十年，是一辈子。如果说得简单一点，达到那样的境界当然需要的是“实践实践再实践”。但是，简练和精准其实是一个复杂又神奇的认知过程。它经常会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有“成事在天”的感叹。

彦：你曾经说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从早写到晚，除了坚持长跑，还有每天晚上收听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Radio 1。这样的写作状态真是太理想了。你怎么做到的？
忆沩：我能够一直生活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中，靠的是对文学的狂热和虔诚，或者说对文学的“愚忠”。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好文学”的“坏运气”》的文章，回顾自己坑坑洼洼的创作道路，我当时是有点抱怨的。但其实实在是不必抱怨的。在文章的最后，我称写作者必须具备“红卫兵”的精神，你要对写作有一种狂热，一种虔诚，甚至愚忠，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彦：你的作品在中文文坛受到很多关注，你回国也越来越频繁。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吗？总体感受如何？
忆沩：现在的中国被人们称为“比魔幻现实还要魔幻”，有些作家的作品会大量引用新闻现实事件。而我作品中的中国是我记忆中的中国，我的现实是历史中的现实。我只会写经过我的心智长时间咀嚼，并且已经彻底消化了的素材。回国的感受总是极为矛盾，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爱，这是一种享受；另一方面，发展已经完全摧毁了往日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根可寻了，故乡已经变成了面目全非的地方。这对我是一种折磨。

彦：评论界对你有一致的好评和期待。你自己对于被文学界，甚至国际文坛认可有什么样的预想？
忆沩：我的作品的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权威和读者的认可。我从来没有关于认可的预想。在我看来，每一份认可都是奇迹。写作的魅力之一就是它不断让写作者与这种奇迹相遇。而我更看重自己的认可。这可能就是我用三年时间重写了自己大部分作品的原因。要知道，那其中有一些是得到了学者和读者高度评价的作品。你可以称这是“自恋”，也可以称这是“自虐”。我相信，作品本身是最重要的。写作者应该对努力写出“好文学”，而认可属于“好运气”，那不是他能够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