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群体在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境遇如何，又将在处理中美这对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发挥何种作用？悄然间构成观察美国选举政治生态的又一横断面。

特约撰稿员／刁大明

“他明白我们不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我们也不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投降。如果你参加谈判时摆出这样一副姿态：‘瞧，我们需要作出尽可能多的让步，以确保对方报之以桃，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你注定会失败的。”现年34岁的台裔哈佛高材生陈仁宜（Lanhee Chen）以罗姆尼竞选团队政策顾问的身份为一份智库内刊撰文时，如此阐述共和党新政府可能的对华立场。曾在博士期间专门研究选举制度的陈仁宜在本次大选中的高调亮相，引发了华人世界的众多遐想：陈会否成为“赵小兰或骆家辉第二”，还是只能复制卢沛宁“大内总管”的人事布局，抑或其与罗姆尼的私人信任尚不足以“加官进爵”？

无论如何，陈仁宜和罗氏团队外交、国防与司法政策主任黄之瀚（Alex Wong）一道，加深了本次选战的华裔色彩。为了平衡族裔因素，正式提名奥巴马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邀请了目前国会众议院唯一的华裔议员赵美心（Judy Chu）发表演讲，且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Edwin Lee）和奥克兰市市长关丽珍（Jean Quan）也作为代表出席。在这样一场以“经济与就业”为主题的驴象大战中，中国议题作为主题的外延再度回归舞台中央，美籍华裔所持的政治立场也变得微妙起来。

“中国人的机会”即“毫无机会”？

20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排华法案》道歉案。这项决议案虽无法律效力，但足以与2011年10月在国会参议院通过的同内容法案一起，共同表达美国国会两院就1882年强行抛出《排华法案》、排斥歧视华人等行径的歉意与遗憾。

华人移民美国的往事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而直到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才为华人的大量移民制造了历史转折。特别是1850年代以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华南地区大量陷入贫困的劳动力开始远渡重洋，涌入“淘金热”的大军之中。

当表层金很快被挖掘一空之后，华人只得转行，汇入城市继续“淘金”。而几乎同时期开工的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华人艰苦卓绝的贡献与牺牲。不过，华人的辛勤工作却招致了白人的强烈不满，无论在文化、宗教还是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都勾起了白人心中关于“他者”的敌对情绪，一时间“黄祸”论调甚嚣尘上。特别是其时的美国经济正在陷入萧条，白人想当然地指责华人抢夺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就这样，一股排华浪潮从加州等地迅速燃烧至全美，最终酿成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出台。这部持续61年的法案不但暂停允许华人入境移民和加入美籍，而且还在政治权利与经济待遇上歧视华人群体。

然而，《排华法案》1943年被废除之时，并未对其前后半个多世纪给华人带来的苦难给一个说法。这无疑是在美华人心中隐隐作痛的伤疤。客观而言，并非是华人不愿意融入美国社会，而是他们没有机会。这般窘境甚至为美语贡献了一则习语：“中国人的机会”意为“毫无机会”。

冷眼看来，《排华法案》道歉案是针对全球华人世界的，因而远远不能说明国会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所谓“瓶颈”的负面角色有所软化，但这一行动无疑将推动华人群体更为全面而彻底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政界。

过去30年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逐渐开始关注自身在其他国家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李政道（Tsung-Dao Lee）、何大一（David Ho）、骆家辉（Gary Locke）、赵小兰（Elaine Chao）、关颖珊（Michelle Kwan）、林书豪（Jeremy Lin）等几代杰出美籍华裔也重塑着美国人心中的华人新形象。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却仍旧时常传出围绕华人的不和谐音。比如，2010年2月，奥巴马曾提名华裔法学家刘弘威（Goodwin Liu）出任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但遭遇了国会参议院某些共和党议员的长期杯葛，最终刘本人在次年5月自动放弃了提名。又如，2012年7月31日，美国军事法庭竟然作出了对华裔士兵陈宇晖（Danny Chen）施虐致其死亡的白人士兵30天监禁的轻判，这是在美华人尴尬地位无法掩饰的体现。

从邝友良到孟昭文

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盟为背景的，当时在美华裔也极为积极而英勇地直接投身参战。据记载，直接参战的华裔约有1.3万人，为全部在美华人的17%，超过其他任何少数族裔。这些参战华裔中最为出名的是身为夏威夷地区众议员的邝友良（Hiram Fong）。

邝友良是华人移民的第二代，靠半工半读拿下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过，回到夏威夷的邝发现由于华裔身份竟无法在律师事务所谋得职位。一气之下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成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二是竞选地区议员。1946年，二战退役的邝友良再次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地区议员，并于13年后当选国会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国会议员。1964年，邝友良尝试参与本党的总统初选，这也是华裔的第一次和至今唯一一次尝试进军白宫。

邝的成功可谓是点燃了华裔参政的引路灯。此后，在美国本土，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西雅图市等的立法机构中也都产生了华裔议员。据《华人时报》报道，就1952年和1956年两届总统大选比较而言，纽约市唐人街地区的公民注册人数增加了90%。

1974年，52岁的加州州议员余江月桂（March Fong Eu）以民主党人身份成功当选加州州务卿，成为首位主管州级事务的华裔女性。更为传奇的是，被美誉为“雪茄烟雾中一朵莲花”的她竟然连任五届州务卿，创造了加州政治的空前纪录。

1996年，俄勒冈州把吴振伟（David Wu）送上国会山，成为首位华裔国会众议员。两年后，在美国西北角的华盛顿州，46岁金县县长骆家辉代表民主党赢得州长选举，以首位华裔州长的身份接过了余江月桂的衣钵。2001年，刚刚上台的小布什拔擢与其家族关系密切的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而在布什的第二届政府中，290多名亚裔在政府高层任职，创下当时的历史纪录。2004年，挑战小布什的民主党人克里破天荒地推出了竞选主页的中文版，旨在更多动员华裔票仓的同时，网页中“竞选政治词汇”等内容也在无形中发挥了面向华裔的政治社会化效果。

2008年当选的奥巴马延续了小布什对华裔的重视，在其战胜希拉里、获得提名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特别安排加州审计长江俊辉（John Chiang）发表题为《实现美国承诺》的发言。其上任之后，不但内阁中出现了骆家辉和朱棣文（Steven Chu）两位华裔部长，而且在白宫办事机构里还邀请卢沛宁（Chris Lu）和陈美远（Christina Tchen）分别领衔内阁秘书和公共联络部主任等紧要位置。一年之后，竭力推动国会就《排华法案》道歉的赵美心通过补选上台，成为首位出任国会议员的华裔女性。

2012年美国再次迎来选举季的政治洗牌，国会参议院内目前唯一的华裔李硕告老还乡，参议院将在22年以来首次缺席华裔人士。国会众议院这厢情况略微乐观，赵美心连任把握较大的同时，夏威夷州共和党人周永康（Charles Djou）重新选回华府的努力也略有希望。更为值得聚焦的是参选纽约州第六选区国会众议员的孟昭文（Grace Meng），她若当选就将成为来自美国东部的首位华裔国会议员。不过，即便三人都能如愿获胜，在435位国会众议员中比重也仅为0.6%。

与华人在美国政坛上崭露头角同步发展的是人口在规模与质量上的激增。根据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40年的华裔人口低于1900年，但1990年的数字飙升为1940年的10倍，2010年又是1990年水平的2倍。此外，华人在高等教育率和家庭年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上，都明显高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族裔。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美国华裔人口约为379万，占总人口的1.2%，日裔为130多万，超出华裔的1/3。然而，美国历史上华裔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仅为5人，目前在任2人，与日裔12人和5人的差距偏大。又如，印度裔美国人大概为284万，约为华裔人口的75%，但当华裔仅有涌现出一个两度出任华盛顿州州长的骆家辉时，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两州的现任州长鲍比·金达尔和妮姬·赫利却皆为印度裔。

若即若离的华人政治

“华裔参政还仅仅处于婴儿阶段。”这是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婉若对美国华裔政治一个悲喜交加的评价。

华裔政治的低度存在一定程度上与华裔人口在地理意义和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分布特征相关。从地理意义上而言，华裔人口在西海岸和中西大西洋地区高度集中，工商业重镇旧金山市的华裔人口甚至超过1/5。但从全美范围内计算，华裔人口超过1%的州只有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纽约、马萨诸塞以及新泽西等五州。这种状态与拉美裔在佛罗里达州以及西南部11州或者非洲裔在大西洋沿岸和东南部的大面积存在截然不同。

究其原因，应该是华裔倾向于集聚分布的传统和目前华裔人口中的大多数存在着的教育与就业导向所致。一方面，在美华裔祖祖辈辈可能会延续传统聚居在同一个地区，在保留特有文化与生活习惯、保护族裔权益的同时也可以使得有限的人力、物力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这也就是在旧金山和纽约市皇后区坐落着最为著名的华人社区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华人重视教育，华裔的受教育程度也高于其他族裔，中国留学生数量也极为可观，因而在高等学府密集地区分布较多，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也往往会选择高新科技、财经金融等行业供职，这也就解释了西海岸和东海岸的“两洋分布”。

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在美国选举政治制度设计的折射下形成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政治效果。由于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层次的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聚居的华人可能在某一个选区中占据绝大多数优势，甚至这一优势已远远超出了表达政治意愿的必要门槛，而在其他选区由于分布较少而毫无声音可言，最终导致了人口分布在意见表达上无法实现效率。更为戏剧性的是，由于美国政治中名不见经传的“不规则重划选区”现象（gerrymander）的存在，由某一党控制的州议会更倾向于保全本党某位在任者或候选人当选，因而可能会作出打散华裔人口分布、将聚居的华裔选民分划至多个选区内的安排，华裔的政治表达就更为渺茫了。这种人口分布与选举制度的微妙互动与扭曲，基本上可以解释华裔人口比率与其在国会内比重失衡的现实，也能有效回应加州众议院80位议员中只有4位华裔、参议院30人中只有3位华裔的比较落差了。

与此同时，华裔移民中也存在着大量所谓的亲属移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就又相对略低。虽然整体的平均水平较高，但不同的教育起点仍旧决定了华裔人口在社会融入度和阶层分野上的多样性。有些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凭借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获得了较好发展空间与社会地位，跻身于美国社会中上游；有些人则仍旧无法有效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更好机会，转而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扶持。

如此多元甚至极化的阶层存在，造就了华裔群体在美国政党政治中站位的模糊不清：他们并不会如拉美裔、非洲裔那样一头倒在民主党的怀抱里，即便略倾向于民主党人，也会在选举中呈现出五五开或者六四开。由于经济与社会阶层以及千沟万壑的历史链接等因素，亚裔选民在两党中的选择始终碎片化：日裔、菲裔等更多支持民主党人，印度裔、越南裔存在共和党倾向，而华裔和韩裔的两党认同则较为分散。

据2008年大选时针对华裔的调查显示，进入冲刺阶段后仍旧有43%的华裔尚未决定为谁投票，这个数字在全美人口层次上仅为8%。模棱两可、难以整合又犹豫不决……这些政治性格不免令政治候选人无法接受，更多时候只能选择索性放弃占据比例有限的整个华裔群体，转而集中力量争取规模较大而又意向明确的选民盘。这样一来，很难想象被忽视的华裔群体能在美国政坛上存在多少有效的诉求表达。

抛开地理和经济上分布的不均横，内敛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作客”心理以及白人占主导的大政治环境，仍然是绝大部分华裔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根源。在政府部门工作了17年、一年半前当选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的陈德基（Tackey Chan）表示，在美国要参加竞选、选择从政，意味着你不但要牺牲家庭时间和正常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深谙美国政治，清楚选民关心的话题，懂得政府的运作机制。“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志愿者队伍，要懂得如何募资、懂得各种竞选法规、懂得如何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劝服选民投票等。”

在美逾20年的老华侨潘金源看来，在美国从政意味着参政者势必万众瞩目成为众人的焦点，而很多老一代华人还没有适应“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参政者必须舍得丢下脸面，学会自嘲，而这一点很多华人都难以做到。”

崛起的中国与亚裔的合声

中美关系大局的起承转合始终牵动着华人入仕的脚步。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政治中从“最惠国待遇”到“李文和案”等“中国议题”的炒作，又再度令华裔深深地意识到参与到主流政治、维护自身平等政治权利的迫切所在。2008年以来美国选战的靶子又贴回到中国议题之上。被选民要求在涉华立场上表态的可能性多少会为本次国会选举中包括赵美心、孟昭文、周永康在内的8位华裔参选者带来一些困扰。

作为二代移民的陈德基也感觉到在这种选战中作为华裔政客的隐形压力。“当前美国萧条的经济环境似乎带来了一股新的反移民情绪。”陈德基认为，恰恰因为如此，华人群体更应在政治界有自己的声音。

这样的渴望在几代华人心中早已拧成一股绳。早在1895年美国西海岸的华裔就建立了一个名叫“同源会”的政治社团，旨在争取公民平等权利与待遇，并一直发展存续至今。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生水起，极大地激发着华人的参政热情。面对长期以来不能进入主流政治视野的尴尬境地，1987年，杨振宁、陈香梅（Anna Chan Chennault）、吴仙标等近百位美籍华人精英倡导组建了“美国华裔政治委员会”，专门激励华裔直接参与选举政治，并敦促1988年的总统候选人承诺在当选后至少提名三位华裔任联邦政府公职。1990年，云集百余位美国华裔精英的“百人会”在纽约市成立，这一非政治团体的重要目标被确定为：推进华裔参政、促进华裔族群团结、加强华裔与其他族裔的对话与交流。

不少华裔逐渐巧妙地以“亚裔美国人”，而非“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出现，以获得更广泛支持。1998年华裔吴仙标发起成立的“80-20动议组织”就是迎合这个思考而成立的政治团体。该行动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集合80%的华裔选票和资金集中支持一个总统候选人，以争取亚裔美国人的平等机会和正义。吴仙标介绍，他们拥有70万个私人家庭电子邮件地址，“一封信可以影响一个家庭”。比如在奥巴马与麦凯恩的角逐中，“80-20”给两党分别开了单子，开出的条件包括内阁必须有亚裔、最高法院法官任命时要考虑亚裔、改善亚裔劳工的工作环境与待遇等。奥巴马与麦凯恩谁答应的多，组织就保证至少80%的成员把票投给他。

2012年大选在即，当罗姆尼咄咄逼人地施压中国之时，外界也将目光投向其团队幕僚陈仁宜和黄之瀚，猜测他们才是罗氏对华发狠的始作俑者。但陈、黄二人均无外交事务的教育背景与实践经验，更远不能做到谙熟北京事务。此外，陈、黄二人能在罗姆尼阵营中发挥一定影响，完全得益于逐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给在美华裔带来的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

去年初夏，笔者曾在北京见过领衔美国众议院亚太议员连线代表团来华参访的赵美心一行。当从幕僚口中得知自己提交的《排华法案》道歉案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时，赵美心显然格外激动。只有中国强大了，他们在所处的国度内才会获得更多尊严与重视。赵美心懂得这个道理，被委以重任的陈仁宜或者骆家辉也应该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