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十五年间，企业总部大楼拔起林立，新兴国家各大都市沧海巨变。中国央视大楼恰似外星巨人，纵横北京天际；八十八层的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双子塔直冲吉隆坡的霄汉；俄罗斯的金融心脏、熠熠生辉的外贸银行办公大楼，雄踞莫斯科新金融区腹地。这是新型混血企业崛起的尖碑，托国家之庇护，冒跨国私营企业之名份。

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非新生事物：君不见东印度公司？不过，本周的专题报告指出，它已经在泱泱然复苏。二十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的大多数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并无二致；人们以为，随着经济的成熟，政府会关闭或私有化这些企业。然而，无论是在主要的行业还是在主要的市场里，它们毫无放弃制高点之意。世界油气储备量前十的公司无一不是国有，国有背景的公司占据了中国股市市值的80％，俄罗斯股市市值的62％。而且它们还在扩张。看吧，但凡一个新兴产业就有一个巨头崛起：比如中国移动就拥有6亿用户。2003年至2010年间，新兴国家的直接对外投资中，国有背景公司占比达三分之一。

西方江河日下，新兴市场如日中天，国控企业不再是中国走向自由资本主义的驿站；相反，它被视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们认为，他们优化了资本主义，而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领导人颔首称是。上世纪90年代，巴西政府大力私有化，而今却插手诸如淡水河谷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迫使小公司合并成国家级领军企业。南非也围着这种模式频送秋波。

这种发展趋势提出了两个问题。这种模式的成功能走多远？其在新兴市场内外会引起什么后果？

收益递减律

国家资本主义支持者的论点是，它可以带来稳定和增长。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在俄罗斯的激进私有化令许多新兴国家惶恐不已，人们愈发相信，政府不光可以通过提供道路桥梁等的基础硬件设施，还可以通过规范主要企业的软性治理结构来减缓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压力。

于是有了最早践行这一思想的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引进外国公司，接受西方管理思想，但同时持有公司大量股份。当前的领军者是中国。下周，全球精英将齐聚瑞士度假胜地达沃斯，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必将展露无遗。在西方人内部，政府代表往往与私企代表意见相左：中国的两组代表却往往观点一致，甚至连爱国强调都一样。

这种新模式与英国等国半个世纪以前最终崩溃的国有化模式截然不同。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司在世界各地赢得合同。国家的领军公司放眼国际，通过在国外上市和并购外国公司积攒实力。政府有选择性地控股一些公司。总体而言，中国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其官僚们专注于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的行业。

让千帆竞放

然而，仔细研究这种模式就可看出其软肋。政府青睐一部分就意味着其他企业会受苦。2009年，中国移动和另一国企巨头中石油赢利330亿美元，超过中国民企500强赢利之总和。国企巨头挤占了本可以在私企得到更好发挥的资金和人才。研究表明，国企使用资本的效率比私企低，增长也更缓慢。就在许多国家的企业家们绞尽脑汁筹集资金之际，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企巨头却在用钱堆砌光鲜的大楼。

赚钱的成本有可能会越来越高。国营公司善于模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可以利用政府的影响力获得技术；但自主研发能力较弱。国企惯于下几把大赌注，而不是把鸡蛋放在很多小篮子里；但全球最有活力的创新中心一般都是小型创业企业组成的网络。

其模式也不见得稳定。只有政府领导有力，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顺利运作。许多亚洲国家有着浓厚的官僚保守文化；南非和巴西则不然。印度煤炭公司可算是效率低下的典型。无论在哪里，国家资本主义都会钟情于有关系的内部人士，排斥有创新意识的外来者。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官二代已经既得利益。在俄罗斯，一小撮官僚（bureaugarchs），多是前克格勃官员，把持着克里姆林宫和经济。所以说，这种模式会导致任人唯亲和不公，最终引起不满—-正如穆巴拉克的埃及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归路。

国家的崛起总是要运用政令来启动增长：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十九世纪70年代的德国，以至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无不如此。但时光流转，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套制度的局限性。中国人尤其应该明白，借前车之鉴，需眼光长远。

但这一模式的弱点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那么明显；当然，其间可能引发各种问题。例如，投资新兴市场的人必须有所提防。有人也许会像投资公司那样把赌注下在政府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可能长袖善舞，罔顾小股东利益。还有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在新兴市场的子公司或合资企业与国家青睐的企业竞争上了。

另一个担忧是这种模式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风险已经凸显，共和党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声称，一旦入主白宫，第一天就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某些企业坐享国家政府或明或暗支持的情况下，确保贸易公平难上加难。西方政治家们终于无法容忍国家资本主义力量操纵制度，偏袒自己公司的行为了。

对于意欲立足世界的新兴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私营公司毕数年时间才能树立的影响力他们唾手可得。但是，其优势难敌其危险性。无论是为自己着想，还是为了世界贸易利益，国家资本主义者们都需要放松对其所青睐公司的绝对控股，将其移交给私人投资者。假如这些公司优秀得名副其实，那何需国家这副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