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中国现在不再需要一些老外虚情假意的赞美来树立自信，真正需要的是诤友”

“在电视里面说‘我爱中国’的这些外国人真的爱中国吗？”这是韩国学者李成贤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中，向中国人抛出的一个问题。

当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以越来越成熟的制度，越来越开放的胸襟，容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时，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外国人拖着腔喊出这四个字“我爱中国!”

但正如李成贤所疑问的，对于国人爱听，老外爱说的这四个字，或许不妨认真探究究竟是说者的真情表达，还只是照顾听者的入乡随俗？我们到底需要从老外嘴里听到什么？

形形色色“中国控”

“我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国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发展关系。”2010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萨马兰奇在去世前数月对他的西班牙同胞如此建议，这恐怕是一个“中国控”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最由衷的表白。在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后的30年间，他来中国29次。

在中国生活9年的李成贤也称得上是“中国控”。他现在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为媒体撰写中文专栏。当他还在美国读书时看到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被电影里的画面和故事深深吸引，于是就在心中种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到电影故事发生地看看。

2002年他来到中国，“我原来的打算是在中国呆一个月，然后回去美国继续读书。但是，没想到这一去就一发不可收拾。”李成贤的普通话很流利，只是语速有点慢。那一个月，他跟着一个意大利记者去看摇滚乐演出，吃火锅和羊肉串，最重要的是他的慢性消化不良在看了中医后竟神奇地好了。这一切促使他放弃了回美国的计划，留在中国。

这一留，就是9年。

同样，德国讽刺作家柯立思在写《独自在13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之初，只是简单地说：“我想和赢家在一起。”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从2007年开始他沿着中国的318国道一路西行，直到旅行结束，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我得留在这里，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

而对于曾经的日本童星、近年在中国逐渐为一般民众所熟悉的铃木美妃来说，成为“中国控”源于一次临时起意的中国之行。自2005年底来到北京之后，她就完全被“中国化”了。住在京味儿十足的胡同里，微博的签名是王维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自己在家做麻婆豆腐，文字里经常有“哎哟喂”、“得嘞”等字眼，喜欢爬上房顶看“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俨然一个北京妞儿。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年初建成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每天都有几十架国际航班从世界各地降落；每天都有数千名外国人自由地来到北京，学习、工作、旅行或者定居。据统计，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国人占总数的0.3%，他们中很多人都已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中国控”。

中国人喜欢的“老外春药”

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我爱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有人如此解释“中国控”，爱恨纠结，欲说还休。

自从有了在中国常驻的想法后，李成贤就时常处于这种“纠结”中。比如，他开始关注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前这只是中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但是现在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也受到影响。”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和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责任关系”，看到不好的就想要去改善它。他发表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国不需要的“老外”》就是在这样的情愫影响下出炉的。

通过观察，他发现有些在媒体上或者公开场合说“我爱中国”的老外“表里不一”：一些“中国通”比较了解中国，知道如何与官方打交道，知道如何讨好、利用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

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和老外所熟悉的中国“游戏规则”有关。比如，在他参与的一个讨论南海问题的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一个美国嘉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个美国人回答：“我相信中国人都很聪明。我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答案显然很官方，没有任何可指摘指出，但是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另一方面，中国人需要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和赞美，这也就助长了这种风气的存在。

的确，凡是与“伟大”、“神奇”、“奇迹”等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都会成为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中国人渴望在国际舞台上与那些大奖发生联系，期待在奖牌上焊上中国的“烙印”，比如奥运会金牌、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我们总是拼尽全力去争取，常年往复且乐此不疲。这一点被大多数外国人洞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曾在自己的回忆录《白宫岁月》里这样说，只要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价值观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就不妨多奉承奉承中国人，满足一下中国人们的虚荣心。

事实上，在民国时鲁迅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那些赞誉中国的外国人表示讨厌，他说，“我记得拳乱的时候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肯定和赞美的声音”?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Peter看来这有着复杂的原因。“西方媒体往往有自己的价值观，表扬少，批评多，中国人感到很受伤需要心理平衡，那些‘嘴皮子’外国人来到中国后，说中国的好话，中国人就会很感激。” Peter分析道。还有就是我们自身存在双重评判标准，允许自己骂自己，但不允许别人骂自己。再加上中国人“主客”心态存在，一旦听到不好的就认为是指手划脚，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诤友

与那些随时把“我爱中国”挂在嘴上的老外不同，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加藤嘉一否认自己是“中国控”。尽管他坚持看《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并且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课分数很高，似乎完全习惯了中国的生活，但是对待中国他始终坚持的信念和原则是“不离不近”。在他看来“爱上中国了，我就死了，再也没有资格观察中国，表达中国了。我不想死，还想和它交往下去，折腾下去，拼搏下去，所以，我不爱它。”只有与中国保持距离，尽量避免情绪化，才能客观、准确地观察中国。尽管如此，游走世界的加藤依然觉得，只有到北京时才会产生“回来了”的感觉。

在中国召开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学者都参加了。早上会议时，中方进行发言，然后外国学者们进行评论。一位年龄大的美国学者说中国学者的主张缺乏实地材料。看到这个场面，另一位在场的中方学者表示不满，认为美国学者“傲慢”，并拒绝参与下午的会议。这是李成贤最近经历的事。他认为“这是文化误解，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态。”中国现在“不再需要一些老外虚情假意的赞美来树立自信”，真正需要的是诤友。

在中国呆了9年后，李成贤觉得自己心态上的变化是最大的，明显感觉到与中国的兼容性在加强。一开始看到负面的东西时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不管不问。现在他会去提出一些意见甚至维权。比如打车，如果司机骗人或者兜圈子，他会根据发票上的电话投诉到对方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希望他们能在工作上有些改善，也算是为自己营造好的环境而努力。

加藤嘉一一方面把中国当成“老师”，同时他也会毫不客气地以日本的标准批评中国；他会让一些中国人不舒服，却不知怎么反驳；他被一些中国人质疑为“间谍”，或者又被讽刺“拍马屁”，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也曾在地铁里被围攻。对此，他不反驳，而是忍耐，“我的存在、我的观点、我的一些表达能够引起五花八门的争议、争论，这是我所希望的……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做法，我以自己的行动去反馈。”

“事实上，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善于批评中国的老外。他们往往比较关注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城市保护。”Peter说。在国际广播电台就有一位意大利老太太，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中国，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有时候说到北京甚至会哭。她遗憾的是北京的胡同正在不断地消失，真正的北京味都没了。

由此可见，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复杂而又多元化的，那么对于外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应该持怎样的心态?

Peter认为中国人应该以诚相待，允许别人来说，说的对接受，说的不对也接受。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是只有好的声音。此外还要心胸开阔些，可以“表里不一”、可以“表里如一”，我们都可以接受。毕竟我们本身的理念和价值观就不一样，不能渴望他们完全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理解。同时，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把他们爱中国文化、爱中国人与爱中国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最根本的是中国人要有自信。“如果中国缺乏自信很容易感到伤害。”李成贤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分析道，毕竟“一个喜欢中国的外国人并不能对中国的一切现状都喜欢的。这很自然，世界没有完美的‘地球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