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

　　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

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的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作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落实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他们为什么移民

　　十余年前，一部电视剧和一本小说曾在国内大行其道。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小说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改革开放之后两次来势汹汹的移民潮，被浓缩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仿佛是巧合，当下被热议的第三轮移民潮，也是随着影视剧的上映被人们瞩目的。前两部文学作品被关注，是因为当年移民潮中的众生相，而今年热议是因为参演一部影响甚广的影视剧的众多明星国籍问题引发的。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体只是其中的少数人，却是最耀眼的一部分。

　　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随着移民话题转热，大众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中国的财富阶层。更有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话题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记者的报道，也只是向读者呈现这一社会话题的一个切面，而这一切面背后隐含的问题，有待专家和读者一起思考：他们的出走为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井喷的移民热情

　　“这几天有空，见了几个有钱人，都想移民。大多数已经移民了，还有的在办理。”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人具体说的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这成了中国富人们的生活标签。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以前，办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谨慎，现在他们直接问我们：我多支付你们些钱，能不能办得快一点？”

　　英国《经济学人》也观察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在近期出版的杂志上，这样评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中国有钱人的模式是拥有一个独立厨房，放满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享有各种象征财富的东西大房子、好车子、奢华的假期。即使是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离开中国。”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谁又在离开中国？

　　有钱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答案：

　　“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资产过千万的人，有60%的人考虑过移民。这个数据不小。但是，李旭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体验，“每次参加一些企业家俱乐部的聚会，在场的人，只要知道我是从事这行的，都会问上几句，”怎么办理移民？””

　　现在来看，移民办得最疯狂、也最高调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一个移民广告的海报高调地悬挂着，“在北京买房么？不如移民吧！”

　　这种行业内的高调背后，是2010年移民市场的一次井喷。

　　当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业绩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开始，流传着移民涨价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涨价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赶在这个涨价前冲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北京两地签证中心积压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移民申请个案达18534例，按照现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额度，这至少需要9年时间。

　　有机构对这些“富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移民做了调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调查显示，超过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为什么移民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移民中介还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释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口会说，“好的空气，好的生活环境，并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俨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不仅如此，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签证受限指数的推出者Henley&Partners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在98个参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8位。

　　张伟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了财，有自己的公司，做软件开发和硬件销售。九十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认为，“孩子”，永远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报告》中统计，58%的受访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说到根上，让多数富人们移民的深刻原因，还是“安全感”。

　　张伟光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都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那也是一种仇富心理。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

　　他说，前段时间，他有个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朋友，总问他移民的事情。因为，一直和他这个朋友有联系的当地一个分管土地的领导被抓了，他朋友变得很紧张，总想赶紧移民。

　　张伟光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办移民了，他对张伟光说，“在国内做房地产，整天悬着，哪个相关官员被抓了，自己都紧张死了，整天揪着。”

　　让富人们揪心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财产安全，多是赚了钱的商人们的移民原因。官员们的移民，则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经犯事逃走的人。

　　张伟光说，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国国人分为三类圈子：

　　“一类是官员，这个圈子我们也接近不了；一类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过去的商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类人，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还有一半期望，想过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经有人开始界定，最近几年时兴的这种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现象，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国逐渐开始正式接纳国外移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国的移民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取得审批，成为他国公民。移民国的这一规定，无疑为移民打开了一个“花钱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开了，那些较早出国的一帮中国人开始经营这单买卖，他们在移民国家设立公司，专门接待和办理中国人移民他国的申请。有的干脆来中国大陆设立公司，自己开拓市场。

　　1995年进入移民行业的李旭，赶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时的李旭被同学们调侃为“人贩子”。

　　李旭记得，“1995年，每单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万美元的手续费，8万元人民币在90年代是个大数目。”毕业没几年的李旭看到了这行的诱惑：“花钱就能移民，几单生意就能养一个公司。太好赚了。”

　　这股“花钱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续到了1999年。

　　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做了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财产安全了。国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国内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护等原因是推力。”

　　“还有个新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

　　去年，胡伟略曾经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对方问他，“中国兴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国内部的政策变动原因？”

　　胡伟略没有回答。

　　换个身份的理由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移不走的生意

　　2011年6月11日，温州滨海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在一间装修阔绰的“温州厅”，一排白色的长桌，面对面摆了三十多张座椅。这里正举行一场温州世界侨领的聚餐。

　　同去赴宴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为他还是“中国身份”。

　　曹国荣拿着一杯啤酒，穿梭期间。他习惯倒上满满一杯，无论对方是茅台(600519,股吧)还是干红，一定要劝着双方一杯干为止。一圈下来，他的话头就多了。他是比较早富起来的一批温州商人之一，如今在国内外有七家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开发南美洲市场，在秘鲁经营着“秘鲁利玛中国名品中心”。如今，他还是秘鲁温州工商总会的会长。

　　这个自封为“钻石王老五”的豪爽老板，隔着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一杯啤酒一干而尽。而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虽然是秘鲁的会长，但是常年居住在温州。“国内的生意一直做，发展的也很好啊。”温州利玛集团，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

　　和曹国荣一样“移民不移身”的人，在这个宴会上还有很多。

　　宴会上的移民

　　请客的人是冯定献，他是德国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也是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温州人，如今在德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也是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荣誉主席。

　　这位长相清瘦、表情谦恭的中年人，干红洒到白衬衣上，腼腆地连连说“不好意思”。他被评价为“侨领界的老好人”，是温州侨领的领头人。这几年，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温州，做房地产，办酒店。这家滨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资产。

　　和多数在场的侨领一样，冯定献在国内过得很舒服。

　　一方面，在国内的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如鱼得水。再有，他还是温州市的“荣誉市民”，是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和身份在国内的企业家相比，他总是被政府“礼貌接待”，有一定的话语权。

　　记者和冯定献交谈中，曹国荣凑上来，“我们这些侨领，政府很重视的。每年春节后都摆酒席款待我们。”

　　“你们是外国人。”记者开玩笑。

　　“是的。”曹国荣又举起一杯啤酒干掉。

　　曹国荣的邻座，一位身穿白色西裤的中年人，显得小资得多，一直半杯半杯的红酒喝着。他是美国温州商会的会长陈永坤，是温州企业家中“老大哥”级的人物，出国一二十年，有了美国身份，也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温州最高的世贸大楼就是他投资建造的。

　　转到桌子对面，到了陈永坤的位置，问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着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国，外贸好做，这几年不好做了。”

　　“相比国内呢？”记者问。

　　“房地产啊，投资啊，反倒是好做了。来，喝酒。”说着，陈永坤又是半杯红酒入肚。

　　“生活呢？”记者接着问。

　　“我们全家都在美国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着空杯子，陈永坤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惊讶，回答也带着些不屑，“当然在国外。”

　　生意在国内，家庭在国外，这是目前诸多温州侨领们的选择。即使拿个国籍，拿个绿卡，依然不放弃国内生意。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市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009年，曾经被疯炒起来的迪拜投资房地产，今年以来，相对安静了。坐在记者身边的陈志远，相对沉默，每道新菜上来，他总是先吃光自己盘子的美味，然后再端起酒杯，边聊边喝。

　　陈志远好几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时正是迪拜房地产投资苗头正旺的时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做一些房地产的代理服务。2009年，迪拜一火，他成了当地接待温州商人前去投资的“地主”。去年开始，他在国内的时间多起来，因为迪拜炒房热降温了。

　　周德文，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间，觥筹交错，心情不错。他被认为是“企业家们的精神领袖”，是比较敢说话的学者型活动家，企业家们的聚会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确说了“很多企业家心里的话”。记者去过他的办公室，每天人来人往，密密麻麻，平均二十分钟接见一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也总有企业家找他去诉苦，也有人和他讨论移民的事情。周德文从不反对移民，他甚至还会建议他们移民。“对他们而言，可以继续在国内发展，又多了个余地。脚踩两只船，对企业家来说心里会更踏实。主要是这个原因。”

　　周德文端起一杯黄瓜汁，换换口味，“你看，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了，但是依旧在国内发展。”

　　移民不移身，已经是一种常态。

　　移走了什么

　　人不走，移走的到底是什么？

　　“要一个身份喽。”傅黎强对记者说。

　　傅黎强没有去参加这场宴会。他是美国某城市的温州商会名誉会长。在温州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最近，他忙得很。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他在国内的生意处处需要他。

　　和宴会上较早出国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相比，傅黎强算是比较晚出去的。“我移民就是想再生个孩子，国内不允许，就移民了。”

　　2006年，傅黎强在美国投资了一幢商业中心，全家移民到美国。

　　他总是不苟言笑，说话很少。表情一直秉着，偶尔笑一下，立马低下头，或者拿过手机来摆弄转移注意力。

　　他从书架上拿来一张全家照，指给记者看，“瞧。这个小儿子，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国内不许生。”

　　换个身份，带给富人们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财富转移。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但又讳莫如深。

　　傅黎强已经花了几千万，放在国外的投资。

　　“你会把多大比例的财富放在国外？”记者问。

　　傅黎强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笑了笑，没有作答。

　　移民加拿大的曲德刚，在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先笑了笑。然后把主角换成“大多数人”才回答记者，“这么说吧，如果国内不需要很多资金流动了，大部分投资移民的人还是会把资金放到国外的。一来，家庭生活中心在那。二来，安全稳定能更踏实，为何不放国外呢？”

　　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1600美元。

　　曲德刚觉得，再大的数字也不惊奇。他把身边移民的人分为三类。

　　一类是自己辛苦创业起来，现在在四十岁左右的一帮人。“他们的家庭重心在国外，当然会存些钱在国外。”

　　一类是资源性富起来的人，譬如矿主。“在加拿大，你要是看见一幢价值千万加币的豪宅，门前蹲着两头石狮子，打听一下，一定是矿主，煤老板们。他们钱多，有十几亿也正常，这些人最害怕钱不安全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能不存国外么？”

　　还有一类就是官员亲属移民。“这个更不用想了。灰色收入，能转移早转移。”

　　“你呢？”记者重复开始的问题。

　　曲德刚又笑了笑，不说话了。

　　“大把大把钱，有哪些渠道转移？”记者接着问。

　　“中国对现金的控制还是不够精细的，地下钱庄，洗钱的多得是，什么办法都有。最常见的办法，移民成功后，你可以多报自己在国内的财产数额，慢慢转移过去。作为原有资产在移民目的国还不用上税。”

　　神秘低调的移民身份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曲德刚也不聊移民的事。他说，“90年代的时候，移民身份回国创业，可能还会享受一些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等，但是现在这几年没有了。所以，在国内做生意，这个身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大家也就尽量不说了。”

　　曲德刚拿自己举例，“我的生意，还有人脉都在国内，不能因为移民就不干了。但是，又想拿个身份获得诸多便利。”

　　曲德刚还不是站在商界金字塔尖的人，他的圈子里对移民身份的态度是，“低调”。对于那些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而言，对此就更“低调”，甚至“忌讳”了。

　　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树立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移民被晒出来的事实。

　　所以，更多大老板们拿了绿卡，或者就换了身份，但会拥护国内，在国内做慈善。

　　曾经，轰动一时的娃哈哈达能之争，宗庆后打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旗帜。2008年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移民律师对媒体称，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且有九个年头。后来有媒体继续报道出，宗庆后一家妻小均已经移民美国，并拿到美国的社保卡，宗本人也手持美国绿卡。

　　这让宗的形象很受影响，生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为此，宗庆后专门出面说明，自己已经放弃美国绿卡，并对媒体报道宗家移民美国否认。拨通宗庆后电话质疑，不待记者提完问题，宗即匆匆挂断，不做任何回应。

　　没移走的生意

　　移走了身份和财富，移不走的是生意。

　　“国内好赚钱。国外是去生活，说起投资赚大钱并不容易。”张伟光说。

　　张伟光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的，在国内一直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刚到加拿大那会，他想换个战场，在加拿大“隐约觉得可以做点事情”。

　　“我想弄个软件公司，借机会开发自己北京公司的产品在加拿大的市场。”后来，他真干了。还在网站和报纸上做了产品宣传，开始跑客户。但是两个月下来，没有任何回馈信息。

　　他分析原因是，“加拿大地广人稀，没人买，市场小。”他甚至拿个玩笑宽慰自己，“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廉价地买下一块农场，但是，没有人给你干活，即使有人，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养不起。”

　　他也逐渐发现，“身边人在国外真的投资做生意的，大多是小生意，投资大生意又赚钱的不多吧。”他的一对朋友夫妇，在加拿大做外贸，每天负责把国内发来的货转到各个超市。也有朋友做外贸之类的，每年也都只是赚个一二十万加币。

　　在加拿大投资创业失败的张伟光，后来安静了起来，“打打猎，钓钓鱼，抓抓螃蟹，聚聚会。买个菜做个饭啥的，都快锻炼成厨师水准了。”

　　不过，买房子还是赚钱的。“我2005年买的房子，算赚了。特别是2009年，去加拿大的华人多了，买房的也多了，涨了不少。”

　　“五年涨了多少？”记者问。

　　“总共60%，差不多。”张伟光说完，接着补充，“当然不能和国内比了。”

　　2011年，张伟光在国内重新创业，做起了英语教育软件。他相信，“中国市场大，没问题。准备大干一场。”

　　重新开辟战场，在国外投资赚大钱，如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温州的傅黎强，为了移民就“赔了不少钱。”

　　2006年，傅黎强移民成功。他在当地投资买下了一座商业中心写字楼。最初，希望商业中心可以吸纳更多国内的投资者到美国开店做生意。但是，回国招商，却并不顺利。

　　“可以停止不做了呀？”记者问。

　　“不行，这个项目一停，我的投资就算没有了，身份也就不保障了，要满五年呢。”

　　“赔多少了？”

　　“这个具体数字没有，反正不少。但是，再赔，还是要做，身份得要。”对于傅黎强来说，好在，五年的时间就要到了。

　　如今，他还是专心做着国内的房地产生意。